在美国，凭啥意大利人就不如爱尔兰人吃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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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第92届奥斯卡上，韩国电影《寄生虫》成最大赢家，而由美国名导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的《爱尔兰人》竟颗粒无收，大大出乎人们的意料。
《爱尔兰人》取材自美国20世纪70年代爱尔兰裔工会领袖吉米·霍法失踪悬案，以爱尔兰裔杀手弗兰克·希兰的视角，回顾了充斥着冲突和变革的美国战后史。
主角虽是爱尔兰裔，说的却是意大利裔地下世界的事——这是意大利裔导演斯科塞斯的最爱，而意大利裔的老戏骨罗伯特·德尼罗和艾尔·帕西诺担纲主演，更被视作向“黑手党经典电影”《教父》系列的致敬。
那么，问题来了——为何偏偏是爱尔兰裔和意大利裔的组合？仅仅是因为人口各占全美11%和6%所带来的大概率事件？
爱尔兰裔冲刷耻辱
爱尔兰人大规模进入美国的历史，相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要早一些。
1845年的欧洲，天灾人祸不断：一场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引燃愤怒的火种，而稍后周期性经济危机迅速蔓延全欧，所引发的失业大潮更是火上浇油。正是这场真菌感染的马铃薯（土豆）霉腐病，将爱尔兰人推到了美国人的视野当中。
马铃薯原产南美，由西葡殖民者带回欧洲，起初只是观赏植物，后被英国人发掘了食用价值。凭借其耐寒抗旱、易植高产的优点，马铃薯成为高纬寒冷地带国家的重要主食。将马铃薯作为主食的国家也包括爱尔兰，但此时早就“国已不国”。
爱尔兰族属凯尔特人，自迁入不列颠群岛后，从未建立过统一国家；中世纪起遭英格兰入侵，持续殖民地化，至1801年被英国完全吞并。殖民地化的结果是，社会整体下流化，除了极少数的上流人士，几乎全民沦为英国人的佃农，除了持自由身份，境况与奴隶相差无几。
爱尔兰饥荒
幸好有高产作物马铃薯，赤贫的爱尔兰人不仅活下来了，而且自1660年起人口爆炸式增长17倍，至1845年达830万之多。马铃薯霉腐病暴发后，口粮80%依赖马铃薯的爱尔兰人，迅速陷入困顿和绝望。
尽管对爱尔兰人充满鄙夷和歧视，英国对治下子民也不能坐视不理。
然而，英国笃信自由经济理论，企图通过市场力量救灾，但饥馑中的爱尔兰并非一个正常社会，无论市场如何调节食物价格，一贫如洗的爱尔兰人还是买不起面包。
英国颇为节制的救灾措施看似经济理性，实则坐视灾情扩大，甚至仍照常维持爱尔兰谷物对英国本土的输入，优先保障本土的食物供给。
如此磨蹭至1847年，爱尔兰的大饥馑局面再难收拾。据1850年灾后粗估，爱尔兰人口减少约1/4，其中饿死百万以上。
爱尔兰都柏林，利菲河畔的饥荒纪念雕塑群
实用主义的英国人放松了对美移民限制，允许爱尔兰人渡海去美国讨生活。从数据来看，美国1845年移入11万余人，1850年飙升至37万人，1854年最顶峰时为42万余人，1855年开始大幅回落。
而1845-1854年的高峰时段接纳的，主要就是逃荒的爱尔兰人。爱尔兰移民数量庞大，能熟练使用英语，且走投无路命如草芥，简直就像为美国工业革命量身订制的。
一船又一船，一年又一年，爱尔兰人就像中世纪的农民十字军憧憬耶路撒冷一般，拖家带口，怀揣着奶与蜜之梦来到美国。他们为此不得不经受惊风骇浪考验，忍耐堪比黑奴运输船的起居环境。伤寒、霍乱、翻船事故，使得爱尔兰移民船维持了20%的死亡率，远高于同期黑奴运输船的9%。
伤寒、霍乱、翻船事故，使得爱尔兰移民船维持了20%的死亡率，远高于同期黑奴运输船的9%
当爱尔兰人来到美国，无论主客都发现，一切与自己想象的不同。尽管心理预期很低——有口饭吃就行，但一张船票耗尽了绝大多数爱尔兰人的积蓄，抵达港口后普遍囊中空空，只能留在城市。
而他们缺乏城市谋生技巧，偏偏又人多势众，随便在哪定居，都容易一跃成为当地的多数族裔，从而给美国人带来巨大观感冲击和心理压力。
在普通美国人的眼里，爱尔兰人长着诡异的红发、可笑的雀斑，生就一副下贱坯子相，远不及盎格鲁－撒克逊血统的自己高级；他们还酗酒，性情轻浮冲动，敌视读书，遇事喜欢诉诸暴力，威胁治安；最受诟病的是爱尔兰人糟糕的卫生状况——凡爱尔兰聚居区，莫不是粪尿遍地、疾病横行。
这些本是穷困境遇下积贫积弱的结果，却被美国人视作爱尔兰人穷困的原因，再加上宗教信仰因素，从“No Irish need apply（爱尔兰人不得申请）”的职场排斥，到类人猿形象丑化，反爱尔兰主义的歧视是公开的，无处不在，且理直气壮。
“没有爱尔兰人，没有黑人，没有狗”标志
如此，爱尔兰人长期游离于社会最底层，幸而在城市，有许多“平常人不愿不屑干，也没有技术含量”的脏活儿苦活儿可供谋生。
于是，男的卖苦力，女的做佣仆，是爱尔兰人在美国长期而普遍的生存状态。旁人一角钱干的活儿，爱尔兰人五分钱就肯干，为此他们与同处最底层的黑人龃龉不断。
当然，拥有门路的爱尔兰裔还可以充当矿工、修路工和挖河工等，甚至凭借孔武有力的身体本钱去从军，但军营也并非“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的乌托邦。
总体来看，在美国打拼的爱尔兰裔的社会地位与黑人不相上下，但社会接受度甚至还不如黑人，以至于美墨战争时，曾发生过爱尔兰裔官兵集体临阵反水，投靠同为天主教信仰的墨西哥的“圣帕特里克营事件”。
直至美国内战，战争成为彼此的黏合剂：联邦政府急需兵员，爱尔兰裔急需工作，成千上万的爱尔兰裔加入美国陆军，用血与火冲刷耻辱，证明本族裔的存在价值，初步赢得尊重，开始缓慢地为其他族裔所接受。
意大利裔珍视家庭
就像爱尔兰裔通常指凯尔特－爱尔兰人，而非苏格兰－爱尔兰人，严格地讲，美国人口中的意大利裔主要指来自南部意大利的移民后裔。
在19世纪晚期南意移民大规模进入之前，美国的意大利裔人数不足3万，多为北意自治城市的航海家、银行业者、工匠，含金量颇高，而南意移民基本都是农民或农业工人。他们到来后，原本社会形象还算体面的意大利裔，一下成了“注水肉”。
意大利独立战争，是意大利对外移民结构变化的分水岭。战时，北方战事较多，为“避战乱”远遁美国的多为北意大利人；战后，意大利也没有变得多好，至少南意大利仍维持战前的一潭死水，甚至还因政府为战后重建出台的高赋税政策而雪上加霜——贫困驱使着南意大利人西渡大西洋。
南意大利人与凯尔特－爱尔兰人有着相同的不幸：大部分的南意农民都是佃农，但在意大利多山而低地的环境里，农业和交通条件均不佳，生产效率低，劳动强度大，除了劳作，农民每天要花很多时间在往返的路上。
自古罗马帝国崩溃以来，位处地中海商圈中心的意大利，成为兵家必争之地，南意大利更是不同文明频繁交锋的边缘地带。
长期兵燹摧残下，南意大利人变得极度封闭、保守，麻木不仁、听天由命，似乎对任何事都缺乏主动性。整个社会万马齐喑，虽无种姓制之名，却有种姓制之实，农民形同贱民。而不同地域之间，同样存在贵贱有序的公开歧视。为了生存，安土重迁的南意大利农民，勉为其难地踏上了赴美之旅。
相比爱尔兰人大规模移民时期，19世纪80年代的海上交通条件更为发达：蒸汽铁船普遍取代风帆木船，航程更安全，成本更低廉。在南美，富庶发达的农业大国阿根廷的产业环境，深得眷顾土地的意大利农民青睐，大大分流了移民潮。所以，移民美国的南意移民数量不及爱尔兰前人，但也蔚为可观了。
电影《爱尔兰人》讲述了战后美国的冲突与变革
美国人不大喜欢意大利移民过于消极的处事作风，认定这是天主教保守落后的集中体现，但相较于暴躁型的爱尔兰人，蔫坏型的意大利人更被接受。
首先，意大利对美移民潮兴起时，美国已经形成英裔、德裔、爱尔兰裔等具备数量优势的强势族裔，意大利移民带来的冲击力远弱于当年的爱尔兰人；其次，意大利人性格消极、不酗酒，至少能保证不惹事不扰民；最后，意大利人珍视家庭的价值观念和新教的主张契合，像是会踏踏实实过日子的好人。事实上，意大利裔社区与大多数其他族裔都能相处得不错。
唯一难以接受的是，意大利裔过于强烈的自我封闭倾向和本土主义情结，与美国精神太过格格不入。意大利裔似乎仅仅把美国视作上班赚钱的地方，他们会把赚的钱寄回意大利周济亲戚，虽然与人为善，但也不愿融入美国，始终保持疏离，甚至于有人移民数年后还返回母国。这一非个别现象，在各族裔中算是独一份。
弗朗西斯·科波拉导演的电影《教父》
既然意大利裔不把美国当自家，美国社会难免生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之感，排斥和歧视随之而来。朝野都设法改变意大利裔，但意大利裔不为所动，以变本加厉的返乡潮消极回应。反意歧视之前，每年返乡者占移民比例年均3%，之后升至近6%，高峰期达8%。
一战爆发后，由于欧洲急需兵源，海上危险四伏，对美劳力输出接近停滞；美国参战后，同样面临劳动力短缺的问题。于是乎，美国朝野对意大利裔一下子变得友好起来，军队一口气招募了30万意大利裔青年。与内战时的爱尔兰前辈一样，借助战争推力，意大利裔积极融入主流，全面参与社会事务。
二战爆发后，尽管也因母国受到质疑，但有日裔托底，意大利裔躲过“敌侨”罪名，再度重演了一战的辉煌。在太平洋战场上，被麦克阿瑟盛赞为“一个人的军队”的海军中尉约翰·巴锡隆，在瓜岛只身阻击一团日军三日，刷新了意大利裔的形象。
意大利裔海军中尉约翰·巴锡隆
意大利裔同样用血与火证明了自己在美国的存在价值。“我是美国人，而非意大利人”的自我认同，至此深入人心。
“原生社会”与“新生社会”
移民前历史就存在诸多共性的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虽有先来后到，但时差不过30年，移民动机和早期经历大同小异，起跑线大致相仿。然而，时过境迁，两个族裔在美国的生存状态和社会地位，却已是大不相同。
爱尔兰裔开枝散叶，无论文武贵贱，似乎任何一个行当都能轻易找到拥有爱尔兰血统的人，甚至于近1/3的美国总统都拥有爱尔兰血统；意大利裔的日子过得充实而闲适，但精英似乎集中于文艺界。爱尔兰裔明显胜意大利裔多矣！
这自然不能用起跑线来解释，爱尔兰人当年的境遇比意大利人更惨，承受的痛苦和血泪更多；也不能归咎于种族素质，早期的爱尔兰人与意大利人一样文盲扎堆；更不能唯意志论地渲染爱拼就会赢，因为意大利人在工作上比爱尔兰人普遍更踏实。实现成功的因素很多，但很多时候，选择比努力重要。
既为移民，自然就有移出地和移入地，移民因为年龄、境遇的缘故，或多或少会带有移出地的痕迹。近年来，中国大陆流行一个社会学用语“原生家庭”（相对应的是“新生家庭”），几近泛滥，多用来解答各类家长里短，最终总能归因到夫妻双方各自的原属家庭。
“原生家庭”概念之所以流行，全因中国大陆正处于一个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剧烈变革期，人口流动迁徙频繁，通过家庭组合将这一变革所带来的不同区域、阶层生活形态和价值观念的碰撞，展示得酣畅淋漓。其实，除了跨越空间大小有异，一个西西里佃农移民美国与一个江西码农定居上海，在原理上并无二致。
姑且将移出地和移入地称作“原生社会”和“新生社会”。
移民从原生社会迁居至新生社会，难免要适应新环境。原生社会与新生社会契合程度越高，则自我调适会越轻松。反之亦然。那么，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是如何进行原生社会对新生社会的自我调适的呢？
看似都是面朝黄土背朝天，都信仰天主教、一贫如洗一条烂命，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的原生社会却存在根本性差异，继而造成在对新生社会的自我调适上，作出了方向完全相反的选择。
电影《纽约黑帮》从黑帮角度讲述了爱尔兰族裔移民美国后不断抗争，赢取社会地位的历史
爱尔兰本土长期受英国压迫，且全民生计困厄。在与占领者持续斗智斗勇中成长起来的爱尔兰人，民族意识极其强烈，遇事习惯抱团，拧成一股绳，一致对外，社会组织性强。
意大利则相反，在罗马帝国之后，因独特的地理特点和不利的国际环境，政治上长期分裂，战乱不断，经济上贫富差距和地域格差巨大，社会组织力松弛，接近于原子化；南部农民更是活在金字塔底，甚至不能算人。
在本族人的压迫下，他们变得畏畏缩缩，自我禁锢于小家庭，或是稍远一些的逼仄空间内。他们不善于组织串联，更愿意相信血缘维系的小圈子。
在农业经济的原生社会，爱尔兰人与意大利人活得彼此彼此。同是农民，两个族裔在进入新生社会后，除了少数意大利裔靠在加利福尼亚种植葡萄致富，大部分人都选择留在东海岸的城市，干些体力活儿，而不是重操庄稼活儿。这是因为，新生社会是个新兴的工业社会，可供耕作的土地太少。
两个族裔的原生社会特性，与完全异质的新生社会土壤，发生了不同的反应。
爱尔兰裔入美时，美国正在进行第一次工业革命，铁路、轮船所向，新兴城市林立，新城建在哪，爱尔兰裔就在哪儿做市政人员、警察、消防员。
工业化的伴生物城市化，改变了社会结构，壮大了平民力量。尽管身处社会下层，但暴躁却不愚蠢的爱尔兰人从中发现了机遇——我穷，但人多；人多，则意味着选票。
此外，随着工业化的深入，劳工运动兴起，爱尔兰人趁势而起，充分发挥在抗英斗争中积累的组织经验和街头鼓动技巧，将美国的工人运动搞得风生水起。尽管爱尔兰人将原生社会中暴力、黑暗的一面也作为私货夹带其中，但不可否认，正是靠投身工运和参与政府治理，爱尔兰人迅速成为美国政治中一股不容小觑的势力。
一代卖苦力，二代站稳脚，到了第三代，爱尔兰裔开始全面深度参与社会管理，并有意识地对后代进行精英教育。政治，成了爱尔兰裔的新信仰，也成了新传统。
关于这一点，肯尼迪家族的发家史是个典型。《爱尔兰人》中的工会领袖吉米·霍法也是，他的卡车司机工会主席的位子甚至由儿子詹姆斯继承。
1961年3月，肯尼迪会晤西柏林市长维利勃兰特
相较之下，意大利裔进入美国的时间节点，并非遍地机遇的蓝海期，但他们也未积极适应，而是选择不忘根本，将原生社会那一套，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新生社会。
工业化和城市化促进人口流动，塑造出的是陌生人社会，只能倚赖规则运转。而意大利裔凡事只顾小家、小圈子主义的社交模式，与工业社会“聚众”基本特性所要求的开放性完全背道而驰。试问，谁会将选票投给一个满脑子家天下的意大利人？
意大利裔珍视家庭本是可贵品质，但过犹不及，反倒阻碍了族裔融入新生社会、通往更广阔的新天地。头脑灵活的意大利裔在商业、艺术上，固然取得不俗的成就，经济状况也普遍好过爱尔兰裔，但在政治、社会领域，却是夏虫不可语冰。偶或出个佩洛西、朱利安尼之辈，并不能由点及面、以偏概全。
结语
回到电影，回顾斯科塞斯的作品，不难看出他对社会边缘群体，尤其是黑帮题材的偏好。拜他与更早前的弗朗西斯·科波拉的黑手党电影所赐，原本低犯罪率的意大利裔遭夸大渲染，一定程度被污名化。
电影《教父》使原本低犯罪率的意大利裔遭夸大渲染，一定程度被污名化
早于2009年就在构想的《爱尔兰人》，不过是这位意大利裔老文青“老夫聊发少年狂”的又一部史诗力作。从影像艺术角度看，可圈可点之处甚多，但牵强附会硬扯上意大利裔，恐非明智。
欧洲“农奴出身”的爱尔兰裔与意大利裔，都曾是美国的边缘族裔，通过奋斗，不同程度实现了各自的美国梦。只是，一个胸有沟壑，天下为公；一个敝帚自珍，沉迷小道。由此可见，选择的确比努力重要。
作者 | 赵博渊
编辑 | 谢奕秋 xyq@nfcmag.com
排版 | 兰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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