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部日本电影1978年在中国上映，感动亿万观众

本文节选自《日本电影纵横谈》，作者是香港著名影评人舒明。本书由北大培文出品，转载自「阅读培文」微信（ID：pkupenwin)。

文 | 舒明

1973年6月，熊井启（1930—2007）读了筑摩书房出版的《山打根八号娼馆：底层女性史序章》（1972），认为这是一份绝好的素材，立即向原作者山崎朋子（1932—?）提出将她的纪实文学作品拍成电影的要求。

他导演的《望乡》（日文原名是《山打根八番娼馆·望乡》）于1974年11月在东京公映后，好评如潮，荣获《电影旬报》1974年度的最佳日本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女主角奖等多个奖项。田中绢代（1909—1977）亦赢得每日映画竞赛的最佳女主角奖和1975年柏林影展的最佳女演员奖。

《望乡》（1973）

1976年8月15日，香港“火鸟电影会”向东宝公司租片，于港岛京华戏院举行早上10时半的《望乡》首映特别场。十星期后，《望乡》在香港的商业院线正式公映，映期由10月23日至11月10日共19天，票房收入为637382港元。1976年香港上映影片385部，每部影片平均收入442510元。

1978年，《望乡》亦在大陆公开上映，是在“文化大革命”后紧接《追捕》（1976，佐藤纯弥导演，高仓健、中野良子主演）公映的日本电影。《望乡》在北京首轮公映时，票价是一角五分，但黑市戏票竟被炒卖高达二元，亦有凌晨一时半的午夜场，可说大受欢迎。

当年不少观众的每月工资少于40元，而有些影迷更重看该片四五回。《望乡》广受好评外，也引起文化界的热烈讨论，巴金与曹禺都曾撰文称赞《望乡》。

在片中饰演亚洲妇女历史研究家三谷圭子的栗原小卷（1945—?），翌年复于《生死恋》（1971，中村登）中以纯洁美丽的年轻姑娘夏子的形象和中国观众见面，成为当时最引人注目的日本女星。

《望乡》的情节

1974年，女性史研究家三谷圭子（栗原小卷）到东马来西亚婆罗洲北端的山打根海港探访，在农业试验所技师山本（中谷一郎）的带领下，找到当地世纪初第八号娼馆的旧址，现在是一栋战后建筑物。

1971年，圭子为了研究半世纪前日本少女被卖往南洋当娼妓的史实，从东京南下九州岛天草实地调查。但当地人皆守口如瓶，她一无所获准备离开时，在津町的食堂巧遇一个自称曾在外地生活的老妇人北川崎（田中绢代），并跟随她返家歇息。

阿崎婆独居于破旧不堪的小屋，收养了九只流浪猫为伴，家内的席子已腐烂为蜈蚣的巢穴。她告诉两个邻居妇人，圭子是其儿子勇治的妻子，又向午睡后向她道别的圭子说，再来天草时一定要来她家小住。一个月后，圭子得到丈夫的支持，抛下女儿再访天草，让阿崎婆非常高兴。

阿崎婆只靠儿子每月寄来的四千元过活，家中没有厕所，吃的是米麦各半的粗饭。圭子不怕艰苦地和阿崎婆共同生活，得到阿崎婆的信任。一晚，一个好色的行商于黑夜闯入她们的卧室，并当圭子是娼妓。他被赶走后，阿崎婆面色凝重，满怀感慨，终于向圭子细述她以前的悲惨身世。

生于天草贫农家的阿崎七岁丧父，十三岁时母亲（岩崎加根子）带着长子矢须吉（滨田光夫）和小崎（高桥洋子）嫁给大伯为填房。由于伯父家已有六个孩子，十九岁的矢须吉遂离家当劳工。

而小崎亦被远亲太郎造（小泽荣太郎）带往南洋谋生，同行的还有同村的阿花（中川阳子）和继代（梅泽昌代）二少女。太郎造把她们带到英属山打根自己开设的第八号娼馆工作，因三人年纪太小先当女仆。当地共有九间日本人经营的妓院。

1914年夏天，阿崎被太郎造强迫接客。她起初极力抗拒，但她母亲收下的三百元借金，现在已增涨至二千元，她无法偿还只好认命。她的首位客人是一个全身刺青、体格魁梧的土人（当地人）。阿崎为了赚钱还债及寄钱回天草给哥哥，于是拼命接客，不理他们是土人、日本人还是外国人。

1918年，在橡胶园工作的竹内秀夫（田中健）成为阿崎的客人。他仅十八岁，比阿崎小一岁。英俊温柔的秀夫一开始就爱上阿崎，答应储钱替她赎身。阿崎后来也爱上他。

1927年，一艘日本巡洋舰泊在山打根，很多水兵光顾妓院，太郎造要每名妓女接三十个客人，连他妻子也要上场。但该晚太郎造突然暴毙，而秀夫深夜来访时，阿崎已疲倦至差点不省人事。秀夫决定和老板的女儿结婚，阿崎闻讯大受打击，发誓以后不再谈恋爱。

老板死后，阿崎等六个妓女被转卖给准备带她们往外地的人贩子余三郎（梅野泰靖），幸而另一妓院的老板娘阿菊妈（水之江泷子）出钱赎回其中四人，所以阿崎才留在山打根重操故业。

阿菊善待手下的妓女，1930年她死前还把一生积存的一大袋顾客的指环分给姐妹作礼物，并嘱咐她们不要回日本受亲人的白眼。她生前在附近的山上建了一个日本人的墓园，让自己和众妓女死后有个归宿。

阿崎没有听从阿菊妈的话，于1931年返回天草，但十多年前不忍和妹妹分手、愤而自残的矢须吉已结婚生子，虽然住在用阿崎的钱兴建的房屋，却因怕人说闲话而叫阿崎不要跟邻居打招呼，并以妹妹曾当娼妓为耻。阿崎无奈只好去了中国东北，在奉天和一个日本人结婚，并产下儿子勇治。

日本战败后她举家返国，丈夫不幸于途中死亡，她带着儿子往京都居住，独力把他抚养成人。可是勇治在结婚前却把她遣回天草，九年来只给她寄来三至四千元的生活费。阿崎婆连媳妇的面亦未见过，信也未收过一封。

圭子每次听完阿崎婆叙述往事，立刻把内容写在信中寄给东京的丈夫。她在阿崎婆的破屋住了三个星期，离开前替阿崎婆换了新的纸门窗及铺席。她除了称呼阿崎婆为“妈妈”外，也坦诚说明自己的身份和探访目的。阿崎婆不肯接受圭子给她的钱，但请圭子留下正在使用的毛巾当作纪念。她也允许圭子忠实地把当年她的遭遇写成书发表。

三年后圭子有机会去山打根实地考察，得到山本的帮助，终于在山打根的原始森林中找到阿菊妈的坟墓。那里还有不少其他“南洋姐”的墓碑，但它们全部都背着日本的方向而立。

导演的话

根据熊井启的自述，《望乡》的电影剧本以晚年在天草的阿崎婆和她年轻时的遭遇为焦点，省略了山崎朋子原著中的其他部分，然后深化和扩充了原作里着墨不多的阿崎的恋爱故事。熊井启对阿崎婆充满敬佩与同情，认为“她不仅被男人欺骗了，人贩子、哥哥、丈夫、儿子、亲戚，再加上社会和国家，都背叛了她，抛弃了她。

然而，无论遭受怎样的苦难，她都没有否定生命，也没有憎恨别人，而是以奇迹般清纯的爱保护着那些被人丢弃的小猫和无处栖身的女人，为住在远方的儿子一家的幸福祈祷”。山崎朋子原著的中译本，是陈晖等译的《望乡：底层女性史序章》。

熊井启是倾向暴露社会黑暗的电影创作者，他在《望乡》里把阿崎婆的经历，“作为日本近代化过程的一个典型以‘叠化’的方式加以表现。‘南洋姐’的足迹遍及北方的西伯利亚和中国，南方的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新加坡、爪哇和苏门答腊，甚至伸向印度和澳大利亚。

这张地图恰好和太平洋战争时期日本军侵略的地区相巧合。‘南洋姐’的历史恰好和男人的历史——即明治以后的日本海外侵略史‘叠化’在一起”。

《望乡》的序幕和最后一场戏，取材于山崎朋子的《山打根八号娼馆》续篇《山打根之墓》（东京：文艺春秋，1974）。山打根那些“南洋姐”的墓碑确实存在，而且的确全部背向日本。对此事熊井启有以下的说明：“原著中指出，这块墓地是来自天草的木下国（或译木下邦，即影片中的阿菊）在1908年自己出资建造的。

木下国是南洋一带有名的女中豪杰。她年轻时曾与一个在横滨工作的英国技师同居，英国人回国后，她来到山打根开了一家杂货铺，后来又买下日本人经营的九个妓院中的八号妓院。据说，她对妓女们像慈母般爱护。

不久，她为在这里死去的妓女们建了一片公墓。影片的女主人公探访了这片墓地，影片就在她发现这里的墓碑都背对日本的时候结束。”《望乡》的这个结尾，实在强劲有力而哀怨感人，令观众无不动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