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过后，“迷影精神”何以为继

作者：黄钟军

去年底，日本著名导演周防正行带着新片《默片解说员》登陆第二届海南岛国际电影节展映单元。电影以喜剧片的形态，聚焦日本默片时代的特有记忆和元素，生动地展现了早期日本电影产业生态和迷影者的狂热状态。影片首映后，获得了业内一致好评，影迷们直呼对影片中出现的场景历历在目、倍感亲切。

这种亲切感首先体现在它是一部关于电影的电影，展示了电影之间的互文性。资深影迷也许会在《默片解说员》里发现，有美国电影《十诫》（1916年）、《钟楼怪人》（1932年）、《茶花女》（1926年）中的经典影像；也有日本电影《不如归》（1922年）、《金色夜叉》（1912年）、《国定忠次》（1914年）等作品的画面片段；还有男主角俊太郎从小模仿的法国电影《怪盗吉格玛》（1911年），以及当时红遍世界的卓别林、基顿等喜剧大师的名字……毫无疑问，影片向上世纪二三十年代那个熠熠闪光的默片时代进行了一次致敬，有媒体称其为“日本迷影者的《天堂电影院》”。

1988年，朱塞佩·托纳托雷导演的《天堂电影院》曾被誉为迷影电影的经典。影片生动地反映了20世纪50年代意大利西西里小镇上的迷影生态，描述了那些热爱电影的匿名者（大众）怎样被银幕征服和感染。男主角多多也从一个小影迷成为“天堂电影院”的放映员，最终成为一个电影导演。2004年，程青松参与编剧的《电影往事》被称为“中国版的《天堂电影院》”，影片以饱含深情的回忆叙事带领观众回到中国露天电影的“黄金时代”，讲述了女主角玲玲对电影的迷恋，以及与她一样热爱电影的播音员母亲和男生毛小兵的故事。

相较于《天堂电影院》《电影往事》的时代背景，《默片解说员》的时间要追溯至一百年前——日本大正时期，那时候黑白默片风靡日本，无论是海外进口的西洋片，还是本土制作的电影，观众们都为之疯狂。每到电影放映的时间，小镇的戏院总是场场爆满，大人小孩纷纷涌进去，渴望在这里寻求短暂的欢愉，一起歌哭悲欢。

但是，正如荷马等游吟诗人对普及和延续希腊史诗神话的重要性一样，早期的戏院观众因为文化程度不高，尤其在面对电影这种新兴娱乐产品及新消遣方式时，更需要有人为他们做现场解说。“影片解说员”应运而生——他们通常在电影放映现场为电影配以对白和旁白，从而让观者更好地理解故事脉络，打破了默片沉默的存在。有时候可能一部平淡无奇的电影，经由他们一番能说惯道的解说，也会被演绎成一部扣人心弦的作品。由于口才出色，这类职业后来被人称为“辩士”或者“活动弁士”。

因电影的流行，弁士也顺势成为观众所追捧的明星，戏院头牌解说员的出场费甚至比大部分演员的片酬还要高。值得一提的是，类似于弁士这种“解说员”职业在世界很多国家都曾出现过，但大多数存活的时间比较短暂。在日本，这个行业则兴盛了相对较长的一段时间，而且大放异彩。影片在结束时，银幕上还出现了这样一行文字：电影曾经是无声的，但在日本几乎没有这个阶段，因为有活动弁士的解说。

《默片解说员》的主线故事就是围绕日本默片时代的“活动弁士”而展开。男主角染谷俊太郎在孩童时期迷恋上电影，酷爱解说和模仿的他梦想能成为像当时最红的默片弁士——山冈那样的人。多年后，他阴差阳错地成为一家名为“青木馆”戏院的电影弁士而红极一时，巧合的是儿时跟他青梅竹马的梅子竟然成为一名默片演员……面对梦想与爱情，金钱与诱惑，责任与背叛，男主角陷入痛苦的抉择。

需要特别提及的是，在青木馆里，除男主角外，还有戏院的头牌茂木贵之，和曾经红极一时的山冈秋声两位弁士。导演借三位弁士对电影所持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解说方式，完成了一次关于电影本性的探讨。茂木贵之擅长解说本土电影，会用大量煽情、挑逗的话去迎合、刺激观众的神经；山冈秋声专门给西洋片解说，他认为很多情况下，观众只需要看画面就可以理解了，因此他在给人物做简要交代后便不再解说；山冈因酗酒成瘾，常常无法胜任工作，让初来乍到的男主角有机会靠模仿这位前辈偶像年轻时的解说风格而一举成名。

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们在酒馆里对默片到底需不需要弁士发生争执。山冈认为，即使没有弁士，电影还是电影，似乎以一种看透世事的过来人口吻，批判了当时日本默片电影过度依赖弁士的产业环境。俊太郎据理力争，“但《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如果没有德川梦声的解说，观众就不会感受到其中的乐趣了”。山冈早年凭借丰富的戏剧化解说而声名鹊起，却能在日后如此理智清醒地意识到，多数弁士在戏院现场的演绎，是在严重地伤害、扭曲电影本身。当青木馆胶片被毁，放映员依靠各种电影残存的胶片组接在一起，纵然俊太郎凭借三寸不烂之舌依旧获得了观众的满堂彩，但这其实已与电影本身无关，它只与弁士有关。

显然，活动弁士是一个特定时代的产物，随着电影技术的发展，电影声音开始出现，这门职业也逐渐被有声电影所取代。从某种意义上看，《默片解说员》既是一部日本电影发展初期的迷影史，也是一部展现曾经为电影的普及与发展作过贡献，又悄然而逝的活动弁士消亡史。

弁士的消逝，不由得让人回想起1995年，在电影诞生一百周年之际，知名文艺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曾以“The Decay of Cinema”（意为“电影的衰退”， 中文版将之翻译为《百年电影回眸》）为标题发表的一篇电影评论。在文章里，她既以一个影迷的口吻深情怀念电影过去对大众生活的重塑，也揭示了隐藏在电影史背后不为人知的精神动力——人们对电影的迷恋。电影是现代的，是神秘的，它既是艺术，也是生活，故自其诞生后在世界范围内网罗了一大批忠实受众。然而，桑塔格敏锐地捕捉到潜伏于电影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衰退迹象——“迷影情结的消亡”，她毫不客气地指出：“如果电影迷恋死了，那电影也就死了。”

电影打破了时空的阻隔又包罗万象，与放映空间达成一种天然的默契。无论是早期的戏院，还是现代电影院，早已成为一个民间狂欢的文化场所。2020年，注定是个承载太多全民记忆的特殊年份。新冠疫情还未结束，夏至后的洪水又席卷而来。对电影观众而言，早前已失去了心心念念的“贺岁档”，现在可能又要以同样的心情面对即将到来的“暑期档”。

原本计划上映的新片，仍旧遥遥无期。加之今年法国《电影手册》编辑部的辞职风波，以及中国老一辈杰出电影人于蓝、意大利电影配乐大师埃尼奥·莫里康内等人去世的噩耗相继传来，对每一位迷影者不啻为比悲伤更悲伤的事情。我们也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渴望重回电影院，重温大银幕的魅力。当疫情防控常态化后，但愿观众们在习惯了使用流媒体和小屏幕观看电影的同时，还能保留对电影院那份最初的温暖与热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