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真实的1942年河南大灾荒：农民在夜幕掩护中吃死人肉

《一九四二》电影海报。

电影《一九四二》，25日北京首映，今日导演冯小刚、编剧刘震云将携主演张国立、徐帆等来沪与媒体、观众见面，29日全国公映。此片根据调查体小说《温故1942》改编，讲述的是1942年河南大灾荒。

而当时中外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所报道的“一九四二”，还原70年前历史真貌，比电影更真实，比小说更震撼。

【引子】

有关饥饿的故事

1942年，太平洋战争进入第二年，亦是抗日战争最为艰苦卓绝的岁月。作为抗战前线的河南省，在1942年夏到1943年春，连续发生大旱灾，夏秋两季大部绝收。大旱之后，又遇蝗灾，饥荒遍及全省110个县，灾难导致饿死者、冻死者、病死者不计其数。这便是1942年的河南大灾荒。

1993年，作家刘震云完成调查体小说《温故1942》。动笔前，他并不知自己是灾民的后代，回河南老家调查才震惊发现，1942年的亲历者和他们的后代，似乎都已“遗忘”了这场灾难。同年，彼时还未拍过一部电影的冯小刚在王朔推荐下读到小说，萌生将它搬上银幕的念头。

2012年，从小说到电影，三起三落，第四度启动后，这个有关饥饿的故事，终于开映……

【1942，从上至下都是“灾民”】

冯小刚：1942这一年，下到饥寒交迫的灾民，上到国家统治者，都在扮演灾民的角色。灾民沿街乞讨是为活下去，国民政府也在向世界列强乞讨，乞讨他们能够伸出援手。

几千万人从河南向陕西逃荒，途中，几百万人饿死。这是什么概念?年轻人可能对二战中法西斯屠杀犹太人有所了解，通过好莱坞电影的表现，它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也让很多德国人开始反省这段历史。1942呢?正式上映前，我们做过一些试映，挑选各个年龄段的观众，每次60人，里面可能有20%或30%是年轻人。通过几次试映，我发现，对电影触动最大的是年轻人。他们非常吃惊，完全不能想象这是70年前中国人的生活。

把这段历史拍成电影，让观众通过影片对民族发生的灾难，以及人们在灾难中的表现有所了解，这是我觉得电影一定要拍出来的一个重要原因。

【1942，小说如何变成电影】

刘震云：那是1993年夏天，特别热。小刚召开了一个座谈会，十几个人也许在别的问题上达不成一致，但在这个问题上无比统一地说“不可能”。会开完以后，我记得外头有棵槐树，我那时还抽烟，就和小刚蹲在槐树下抽烟。我说，弄不弄?他说，弄!我说，大家说的没有一句是不对的，电影的元素一个没有，到哪弄去?有两个方式，一个是我们再找一帮人，在宾馆开一些房间，我们来设置这个故事、细节、人物、跌宕起伏和结构。但这个方式做不了，那是聪明人做的。我们俩端详了彼此的脑袋，都没那么聪明，只好选择笨办法。笨办法就是上路。

我们从北京出发，走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用了将近20天。所有的人物不是在宾馆想出来的，而是在1942年逃荒的路上遇见的。有的是1942年幸存下来的，有的是遇到了他们的灵魂。这是1993年。2011年是第四次启动这个项目。开拍前因为要选景，我跟小刚又去过三趟这些地方。

冯小刚：我们觉得应该采取一个最笨的方法来创作改编剧本，就是不要偷懒，沿着灾民逃荒的路、沿着所有线索发生的地方都去走一遍。只有在路上通过采访，深入不断地了解，你才能知道这个是接近事实真相的。这些不是坐在屋子里可以想出来的。

【一】

诚如冯小刚所言，“只有在路上通过采访，深入不断地了解，才能接近事实真相”。

那么，事实真相究竟怎样?

昨天的新闻，今天的历史。让我们一同回溯当时中外记者突破重重封锁所报道的“一九四二”——

比如美国《时代》周刊驻亚洲特派记者白修德，1942年10月发表 《十万火急大逃亡》，1943年3月刊载实地考察报道《等待收成》，晚年回忆录中称“在我所有的记忆中，河南大灾荒是最为刻骨铭心的”;

又如重庆《大公报》时任河南战地记者的张高峰，1943年2月1日发表通讯 《豫灾实录》(原名《饥饿的河南》)，社长王芸生次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旋即《大公报》被勒令停刊3天，张高峰被以“共党嫌疑”逮捕;

再如河南南阳有 “小公报”之誉的民营小报《前锋报》，以惊人胆识于1943年接连发表了10多篇灾区系列通讯和约百篇呼吁救灾的社评、时评，涉及范围更广，报道时间更长，并在当年5月将该系列通讯汇集成册为《豫灾剪影》出版，社长李静之作序称出书目的是“使远方人，后代人，借以明了河南灾情的实相，并替国家保存几片段史料”。

除此，几乎再无新闻记录。

【二】

宋致新的母亲宋映雪今年100岁，对往日记忆最不模糊的，当属“一九四二”。这段她亲身见证的历史，她反复说，说了不知多少遍。

宋致新的兄长赵致真为科普作家、武汉电视台原台长，现今流传国内的美国记者白修德的豫灾报道，均由他翻译成中文。

宋致新，湖北省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的退休研究员，她倾尽心力编著的《1942：河南大饥荒》于2005年出版，搜集了白修德、《大公报》、《前锋报》几乎所有相关文章，该书增补版下个月将问世。

而宋致新的父亲赵悔深，又名李蕤，即为通讯集《豫灾剪影》的记者“流萤”：骑着一辆借来的旧自行车，从1943年3月25日至4月20日，自洛阳沿陇海线东行，实地采访了灾情严重的偃师、巩县、汜水、广武、郑州等地，写出10多篇翔实通讯。

这家人是河南人。

全世界，恐怕再寻不着另一个家庭，与“一九四二”如此接近。

【三】

“中国记者没有缺席。”宋致新说。

1942年12月，《前锋报》收到一篇灾情来稿，题为《无尽长的死亡线》。作者李蕤，曾为郑州《大刚报》、洛阳《阵中日报》记者，是范长江组织的“国际新闻社”和“中国青年记者协会”成员。灾荒期间在河南省印书局编刊物，虽非记者，却出于新闻敏感，将自身从洛阳乘火车赴西安时亲眼所见灾民抢扒火车的流亡惨景写下。但报道发到何处?李蕤想到了《前锋报》，因该报当时颇为罕见地刊登了一些救灾社评。

果然，来稿刊载。并收到社长李静之的亲笔信，委为“特派记者”，深入陇海铁路沿线采访。

《前锋报》于1942年元旦创刊，“前锋”二字取于孙中山的“为民前锋”一语，办报宗旨即“仗义执言，为民前锋”。发行量数千份，有时上万。当地人称其“小公报”、“河南的大公报”。

李静之亦为河南人，1923年考入上海国立政治大学，1928年考入北京大学国学门研究生，1932年回河南，一度步入官场，1941年辞职回乡办报。在宋致新看来，李静之既深具“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力量勇气，又有入世精神，与国民党上层人物不乏交往。因此，即便在化名“流萤”的灾区系列通讯同样触怒了河南省的新闻检查处，《前锋报》被令停刊3天之后，报社拒不执行，却也安然闯关。

【四】

李蕤是独子。被委为“特派记者”之时，家有白发老母，妻子身怀六甲。然而，每天一开大门便见难民倒毙的惨状，每天一睁眼就听到啼饥号寒的哭声。

去，还是不去?老母叹气流泪，李蕤有些犹豫。“后来爸爸还是想去，他觉得连这种时候还不出来说话，那活着都没什么意思。妈妈考虑来考虑去，还是支持了。”宋致新说。

出发之前，妻子宋映雪在自己任教的学校为李蕤借了500元，又借了一辆旧自行车。

此后一路骑行，白天采访，夜里投宿小店，在油灯下写，再通过邮政发稿。但灾情最重地区，点灯的油也无处可觅，夜里干坐着，没吃的，冷，且没有光。

他的采访路线，与白修德一致。

1943年2月初《大公报》被勒令停刊，当局严密封锁新闻此举，反倒激起白修德探寻真相的决心。此前，他的报道是源于洛阳及郑州传教士的信件，并未亲眼目睹。1943年2月末，他与时任英国 《泰晤士报》摄影记者的美国人哈里森·福尔曼，涉险入灾区。

从洛阳东行至郑州，两周有余，“亲眼所见和经过验证的事实，连我自己都难以置信。狗在路旁啃着人的尸体，农民在夜幕的掩护中寻找死人身上的肉吃……没有什么方式能描绘出河南大灾荒的恐怖。(摘自《等待收成》)”

实地考察的最后一周，白修德测算出：饿死或正在饿死的灾民达300-500万人。

这篇报道，在白修德返回途中遇到的第一个电报局——洛阳电报局拍发出去。按常规，任何新闻稿都必须从重庆回传，经审查后再发稿。据其晚年回忆录称，不知系统故障，还是洛阳某位电报员在良心驱使下无视了规定，新闻稿直接发至纽约，刊载。

而据《大公报》记者张高峰的长子张刃所称：“白修德在洛阳发稿时，经手的发报员因‘泄露机密’被杀了。如此看来，张高峰虽几经逮捕，但总算逃过一劫，亦属万幸。”

【五】

所谓“泄露机密”的“机密”指何?所谓“河南大灾荒的恐怖”究竟又有多恐怖?

若以张高峰的报道而论，那应是指洛阳火车站的难民“成千成万逃往陕西，火车载着男男女女像人山一样，沿途遗弃子女者日有所闻，失足毙命，更为常事”;是指灾民吃完了树叶吃树皮，明知野草有毒，猪吃了都要四肢麻痹，但灾民还说：“先生，就这还没有呢!”更是指征粮“比去年还逼得紧，把人带到县政府几天不给饭，还要痛打一顿，放回来叫他卖地”。全文结尾是：“救灾刻不容缓了!”

若以李蕤的系列通讯而论，同样是灾民挤在火车顶、跌死无数;把妻女运到人肉市场，未必能换到几斗粮食;吃草根树皮，甚至把装着秕谷糠的破枕头也吃了，“立刻又泻又吐”，甚至“捡收鸟粪，淘吃里面未被消化的草子”，甚至“掘食已经掩埋了的尸体”;“野犬吃人吃得两眼通红，有许多濒死但还能蠕动的人都被野狗吃掉了”。但任何一名难民的哪怕“最后的一文钱”，也要被兵大爷搜走。

更为耸人听闻的是：“郑州马永道夫妇，亲自动手煮吃了他们的亲生女儿香菊……如果不是亲听亲见，我们恐怕会惊奇为鬼世界的传奇吧!古书中有‘易子而食’，读之常常毛骨悚然，现在竟会有了亲娘吃亲女的事，连‘易’也不‘易’了。”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名独自蹒跚在大路上的孩童，年仅1岁多，看似刚学会走路，走起来还左摇右摆，哭几声，又慢慢向前走。爹娘呢?谁知道呢?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两个“典型”的瘦子，一个是三四岁的孩子，那张脸“除了多一张干枯的皮之外，着实和骷髅差不多”;另一个是十四五岁的小孩，弱得不能走动，连大便都拉在裤子上，他母亲一边诅咒着“还不快死”一边替他掀起衣服收拾，而那个躯体“简直完全萎缩”，平常人们说的“饿得肋骨一条条地暴着”都实在不足以形容。

一路骑行采访，李蕤遇到一簇黑发。那是尸体掩埋得太浅，许是埋的人没有力气，许是要埋的尸体实在太多，于是那簇黑发就披散在地面上，很长，很密。

那簇黑发，他拂之不去。

【六】

灾从何来?何重至此?

宋致新的观点与白修德接近。宋致新认为：“日本帝国主义发动的侵华战争，是造成这场特大灾荒的根本原因。”白修德则在回忆录中写道：“战争是首要的肇因。如果不是日本人发动战争，中国人就不会扒开黄河大堤来阻挡他们。这样，也许华北地区的整个生态就不会引起变化了。或许，粮食就能从丰产地区运送过来。和战争同时肆虐的是干旱，这是大自然的罪过。1942年根本没有下雨。”

大旱之后，又遭蝗灾。在宋致新看来，“这可怕的蝗灾，是黄河泛滥所造成的恶性循环，是战争给人民带来的又一灾难”。

另有一项重要原因，宋致新强调：抗战以来，几十万中国抗日军队在河南驻防，而这几十万人吃的粮食，战马吃的草料，以及兵源的补充，全从河南“就地取材”。

自1937年抗战爆发，至1942年河南遭灾，河南省连年缴纳的军粮第一、服兵役第一。

民力、物力、财力均已枯竭。因此，大旱、蝗灾之后，秋粮绝收，一场特大饥荒就爆发了。

兼之铁路在战争中多已瘫痪，“移民”、“移粟”都成问题。因此，河南许多灾民只能坐以待毙。

“1943年3月底，当美国记者白修德向蒋介石陈述灾情时，他还矢口否认、故作惊讶，其实，他对于河南灾情的严重性早已知晓。”宋致新研究认为，1942年八九月河南灾象初呈，蒋介石已从军方得知消息，立即召开了紧急“前方军粮会议”，决定将河南征粮数额减轻。然而，随着冬季来临，灾民死亡率迅速上升。1942年12月，河南省政府分派大员到各县，一面视察灾情，一面督促征粮，有的县长谈到百姓将仅有的一点麦子交军粮后全家自杀时，痛哭失声，向省府大员跪地磕头请求免征。

1943年2月《大公报》发表社评《看重庆，念中原!》，将灾中征粮怒喻为“石壕吏”;当日同一版，该报刊发一条来自河南的中央社新闻，谓“豫省三十一年度之征实征购，虽在灾情严重下，进行亦颇顺利……各地人民均罄其所有，贡献国家。”

“罄其所有”四字，实为字字血泪。

【七】

骑行采访20多天后回家，李蕤洗洗手，倒头就睡。“睡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奶奶把饭做好，他都不能醒。”宋致新说。

不难想象，那是一次多么痛苦的采访。

灯下谈心时，宋映雪曾以半开玩笑的口吻对李蕤说：四周这样黑暗，你们记者又算什么呢?无非像个萤火虫，飞来飞去，即使发出一点微弱的光，很快就会熄灭，会有多大用处呢?

后李蕤化名“流萤”，一为省麻烦，二是表明：虽无照耀黑暗现实的力量，但哪怕只是萤火虫，闪一下光也是好的。

薪传火递。

“由于我的父亲曾写过《豫灾剪影》，使我得以了解这场灾难的基本面貌，引起了我探寻这段尘封历史的兴趣。”宋致新开始探寻真相，收集了她能找到的所有相关史料：托大学校友在纽约的图书馆查到白修德的报道，又购得白修德回忆录《探索历史——一个人的历程》，请兄长译成中文;到湖北省图书馆查《大公报》，发现报道原件残缺不全，就设法与张高峰之子及王芸生之子取得联系;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购得《前锋报》胶片光盘，花费大量时间查找、抄写，收集了约百篇鲜为人知的社评。

宋致新说，从1942年7月灾情初呈到次年5月新麦登场，《前锋报》的约百篇社评始终跟踪，从呼吁政府未雨绸缪，到不断提出救灾建议，如建议及时种植菜蔬、植树造林等，都对灾情缓解起到一定作用。

言谈中，她对这张报纸的敬意分外明显，称之为“一九四二的最后观察站”。

【八】

1943年5月，新麦登场。

“河南灾民自救，是他们得救的主要原因。其次，蒋介石政府在灾荒已进入倒计时状态的时候，终于开始下力气赈灾。”宋致新告诉记者，灾民在1942年逃生之前仍不忘土地，不忘播种春麦，幸得次年风调雨顺。

白修德在回忆录里写了这样一段话：“在灾区，我印象最深刻的，不是我算出的庞大死亡人数，而是当我们黄昏骑马前行时映入眼帘的一幕。两个人躺在地上哭泣，这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相拥在一起，以自己的身体来温暖对方。我知道他们将会死去。但我看到了一种人间的爱。”

这是人类在灾难中的精神。

这也是“真实一九四二”的一部分。

在宋致新眼中，她所做的钩沉，以及当年这少数几位记者、几个媒体的勇敢作为，都是为了“真相”二字。

“就像失事飞机的黑匣子。”她说。本文摘自《解放日报》，来源：华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