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月21日，一封集111位影人、作家的“联名抵制于正郭敬明”签署名单在网上传布开来，声讨有抄袭劣迹的郭敬明、于正屡屡以导师、嘉宾的身份出现在各种节目中，进行话题炒作，从业者们纷纷呼吁驱逐这些“劣迹从业者”。

第二天，这份联名信上又增加了45个名字，加上第一批，共156名。

对于正、郭敬明二位的抵制，早非一朝一夕。

2003年郭敬明成名作《梦里花落知多少》即深陷抄袭门，但即使被起诉、败诉、赔偿，郭敬明仍然一直在文学市场里活得顺风顺水，他创造的商业帝国依然野蛮生长。

郭敬明导演电视剧《梦里花落知多少》海报

“古偶”（古装偶像剧）领衔级编剧于正亦如此，不仅从未从抄袭的争议中走出来。这些年甚至演变为一种娱乐八卦般轻松的常态，网友一边群嘲“于正不正，敬明不明”，一边不断在热搜上刷到这二位的新作。

2014年，言情文学师奶琼瑶也曾公开致信广电总局，要求停播于正新剧《宫锁连城》，因其抄袭自己的旧作《梅花烙》，76岁高龄的琼瑶自言“一气之下，已经病倒”。

虽然琼瑶最终获赔500万元，但指摘于正抄袭的声音，多年内依然围绕着他。

而这一次，累积高达150余位业内人士的集体抵制，营造了更宏大的声势、更“大快人心”的道德共同体既视感。

发起人宋方金表态：“我们觉得有必要呼吁一下，让大家对抄袭成功者有一定的警惕，对行业有良好的导向。”

这不是宋方金第一次声讨郭敬明、于正。早在2018年的《吐槽大会》里，他面对全国观众直接骂两人是“抄袭大王”，还站在创作者立场放话：“为了遏制郭敬明和于正，再抄袭，我就不写了！”

而这一次，他们的不满不仅指向抄袭，更针对抄袭者的理直气壮。

近年来，于正和郭敬明均以导师身份登上《演员请就位》《我就是演员》等综艺节目。两档节目在近期的热度公众有目共睹，其对社会风气、青年价值观的传递和导向作用也不言自明。

联名者称，担心两人的继续“招摇”会对青少年造成负面影响，希望遏止这种“审丑”风气。

巧合的是，就在这次联名信发布后的第二天，郭敬明就发布了其新电影《晴雅集》的预告，一部投资近2亿元成本的巨作。

于正对此则一如既往不予回应。

不知这次，会否与过往一样，一阵喧嚣过后，一切又会朝着原来的状态复归而去。

一种不可回避的割裂

中国影视行业的大背景是：影视工业兴起，资本大量介入，网络文学疯长。

在文字影视化、IP化的时代大势面前，改编文字作品，几乎已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不少作家的一种自觉追求。相比起实体文学，网络文学则以更低廉的版税、更迎合市场的强情节，受到大量影视资本青睐。

当资本几乎不顾一切地大量涌入，炒热“IP”概念，创作队伍跟不上资本引入的步伐，抄袭，便在此时成了快捷又省力的方法。

近年来，相当一部分火热的“IP”剧作都存在着抄袭争议，并且都是在将网文改编成影视，有了一定影响力、传播度后，才被人“挖”出来。

2017年，周迅主演的《如懿传》热播后，网络文学作家匪我思存发表微博指出《如懿传》编剧流潋紫抄袭她的多本小说，并吐槽：“连我错别字一起抄。”

网络文学作家匪我思存发微博指出《如懿传》抄袭

同年，刘亦菲、杨洋主演古装偶像剧《三生三世十里桃花》被曝原著作者唐七抄袭另一部网文《桃花债》，唐七还特地跑出来解释自己是在“致敬”；

2019年，未播先火的电视剧《楚乔传》，也被传出原著《11处特工皇妃》抄袭萧如瑟的《斛珠夫人》，这一次，是实打实地打了官司，立了证据，原著作者也承认且赔偿了近5万元经济损失。

2019年，改编自网文作家玖月晞小说的电影《少年的你》在中国大陆上映，收获票房口碑双高光后，被曝出原著抄袭（融梗）日本畅销文学《白夜行》。

每一部都重量足、话题广。不出意外的话，大部分人都不会否定片子本身的质量，从剧作主旨，戏剧张力，演员演技，拍摄手法等多方面来看，它们都算得上不错。但涉及的某种程度的抄袭问题，又像我们在吃下一道精美菜品时不得不咽下的苍蝇。

如之奈何？从原著到改编作品，再到影视作品，这中间的抄袭侵权的法律判定困难重重，纵使原著抄袭无疑，也难以判定改编剧的死刑。所以当文艺消费者大肆鼓吹对抄袭“0容忍”时，当老编剧、作家们纷纷扼腕叹息时，我们也就更无法阻止大批消费者走进电影院，纷纷买下某本畅销书。

而尤其在影视改编剧在市场获得成功反响，票房和口碑割裂为两回事的如今，圈内人的集体抵制更像是某种最后的无奈。

一条荆棘遍布的维权路

司法鉴定的困难，产权保护力度的松软，维权申诉成本的过高，为抄袭提供了助长气焰的温床。

一方面，涉及抄袭的司法案件，从诉讼到结案往往耗时漫长。当年有名的庄羽状告郭敬明案，就足足耗时近3年，其他类似案件动辄三五年也不在少数。

电影《夏洛特烦恼》被指抄袭，导演状告影评人历经三年获胜诉

在这期间，该火的IP已经足够赚一波流量，该流转的资金也进了抄袭者腰包。如果不能十分精准、详明地厘清具体抄袭细节，控诉往往一场空。

2019年，一位叫杨文的影评人曾发文称国产影片《夏洛特烦恼》抄袭美国影片《佩姬苏要出嫁》，结果是反被对方告上法庭，被要求删除涉案文章、公开致歉并索赔各项损失221万余元。

这里不得不提到我国著作权法中的一个重要概念：“思想与表达二分法”，即法律只保护内容形式的具体表达，而不保护原著及衍生作品中的抽象思想。

由此概念衍生出去的，是“致敬”“借鉴”等说法。

青年编剧冯元曾用一个比喻来区分致敬与抄袭：“（致敬）就好比你给爱人写情书，你用的词语、典故是别人用过的，你也不必因为使用了汉字而对传说中的造字圣人仓颉怀有歉意。但是，你对爱人的感情，是独属于你自己的。”

2003年贝托鲁奇的作品《戏梦巴黎》，就用最后一场青年恣意狂跑穿过卢浮宫的画面，致敬了法国导演戈达尔的《法外之徒》。但后者是任性不屑的态度宣告“新浪潮”下年轻人们抗争的勇气，贝托鲁奇则将其演绎为革命时期的法国青年们对自由的绝对追求，加入了剧作独特的灵魂和内涵。

《法外狂徒（上）与《戏梦巴黎》（下）

这些概念更多靠近一种艺术观感和审判，甚至可以说是创作者主观概念里的，极大依靠创作者对文艺的自觉性、责任感。

于是，大量处于抄袭、借鉴等概念中间灰色地带的作品，更加受到公众的审视、挑剔。

比如，实际上，深陷抄袭门的《少年的你》，被指摘的罪名就是“融梗”，而非赤裸的“抄袭”。

电影《少年的你》剧照

很难不将一部分指责声音理解成某种心态：一部改编自网文的电影如此成功，其中“必然有诈”。

当抄袭者从中渔获不菲之利，且竟要以主流创作者的身份，以教导者、审判者的姿态，掳走当代文学影视创作的部分话语权，许多人肯定坐不住了。

矛头再次指向一度成为流行文化领域的领衔者的于正、郭敬明。

的确，他们笑得过于猖狂。随着资本流量愈加膨胀，这两人甚至从自己被贴上的一些标签里提取出了某种底气，尝试按照老一套打造IP的套路，通过强化自身风格，进一步攫取流量。

于是，我们看到浑身上下透露着“成功”气味的中年“人生导师”于正，看到集“流量”与“努力”标签为一身的炫富狂魔郭敬明。两人的频频露脸，似乎就是在不断宣告着一句挑衅：你看不惯我，却干不掉我。

17年前，靠《梦里花落知多少》成名的郭敬明被控抄袭后，尽管败诉也依然理直气壮地拒绝道歉：我有钱，有名，有粉丝，抄袭罪名，伤得了我？

如此这般，那么多人站出来表达不满，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一场压抑已久的集体抵抗

必须承认，这封联名信的确让人看见了某种积怨已久的释放。

文界对肃清影视圈风气，对维护创作的初心，昭示着社会上仍有人在坚持为保护文学艺术的根发声，为保护原创继续赋力发声。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种以公开签名、集体讨伐的形式发出的抵制，更多的是某种集体性心理失衡的发泄。

这156位联名人明面上是抵制抄袭，实际上也是在抵制这个“唯流量论”的市场。

市场的流量导向与踏实创作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总会有一部分原创作者对市场、受众产生怀疑，包括对自身创作能力的怀疑，对整个社会文艺土壤失望、对付出与所得不成正比的心理失衡。

但毕竟，现状也是市场选择的，是时代造就的。

《南风窗》此前的文章《被嫌弃的郭敬明的一生》里曾作分析，郭敬明的成功，是某种时代的必然，是这些年来整个文学艺术发展之路上，集合资本、流量、年轻人的心理与爱好等多方赋力的结果。

以他为代表的抄袭乱象泛滥不止，背后是整个文艺创作土壤的变质。影视行业从业者的不介入、不合作、写联名信、抵制抄袭，为反对这种时代市场风气自发筑成共同体，将声讨抄袭作为武器，达到某种群起而攻之的规模效应，都不过是某种或缓或急的自救而已。

如果每一次抵制都是由必得由集体愤怒而起，每一次都需要呼唤出利维坦般的野兽，这是不是意味着，信件末尾所向往的行业未来，或许也不会出现。

我们更该反思的是，为何如今为何优秀的编剧见少，行业低迷，人才难留？

真正的创作，永远是枯燥、艰难的，我们需要保护一片供创作者生存的健康土壤，市场的冷落，风向的瞬息万变，都不该轻易击垮他们。

作者 | 肖瑶

编辑 | 董可馨

排版 | 徐嘉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