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写丨被重估的张艺谋

“极不稳定”，这是身边人对大导演张艺谋的评价。

此种”不稳定”是多方面的，从作品质量到票房、乃至社会评价。论跌宕起伏，张艺谋在导演圈绝对独树一帜，这与他的行业成就相匹配。但与快乐无关。

灯塔数据显示，截至发稿前，张艺谋新作《一秒钟》累计票房1.3亿元，票房分成4721万元。鉴于上映时日已久，这很可能是票房定格数字。大概率亏损。

《一秒钟》上映历经种种变化，豆瓣评分7.8，在张艺谋所有作品中，口碑中上。毕竟《长城》曾拿下4.9的低分，该片最终票房11.74亿，但鉴于巨额投资，亏损依旧。

“无论是从内容还是票房，都没有达到我们预期。”《长城》投资方万达集团董事长王健林公开表示。

《一秒钟》与《长城》的票房失利，或许都在表明，张艺谋正在失去市场号召力，不惟他，整个“第五代导演”群体都在遭遇市场祛魅。他们，曾居中国电影业皇冠，定义着行业审美。

“张艺谋为代表的第五代导演，正在被主流商业片市场抛弃。不是没有能力，是不愿意适应市场。依旧有不错溢价，但是来自行业外资本。越来越像个吉祥物，具有象征意义，但必不可免落寞。”有头部电影公司创始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他曾与张艺谋有过诸多项目合作。

另一头，开启中国大片时代的张艺谋，内核依旧是个执拗的人。“他只喜欢干自己感兴趣的事，对于缺乏创造力的杂务，反感和排斥。一个不愿意全面管理自己的人，会付出代价。”张艺谋的文学策划周晓枫如此撰文评价。

年轻时的张艺谋，图片来源：豆瓣

动荡

研究张艺谋，就必须了解他的起步，实际上，并不是市场造就了张艺谋。

1978年，张艺谋破格进入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学习，那时，他已28岁。张艺谋步入一线，是在《黄土地》，这部陈凯歌导演作品中，他任摄影师。《黄土地》获得了金鸡奖最佳摄影奖、法国南特三大洲国际电影节最佳摄影奖、夏威夷国际电影节东方人柯达优秀制片技术奖。

1987年，张艺谋导演的第一部影片《红高粱》，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熊奖，这是中国在世界三大国际电影节首次获得最高奖项。

1991年，张艺谋影片《大红灯笼高高挂》，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银狮奖和国际影评人协会大奖，并提名第64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外语片奖。

1992年，张艺谋作品《秋菊打官司》，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金鸡奖最佳影片奖。

1994年，张艺谋作品《活着》，获得法国戛纳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全美影评人协会、洛杉矶影评人协会最佳外语片奖、英国电影学院奖最佳外语片奖，并提名美国电影电视金球奖最佳外语片奖。

1998年，张艺谋作品《一个都不能少》，获得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最佳影片金狮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佳影片大奖、金鸡奖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

1999年，张艺谋作品《我的父亲母亲》，获得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会大奖银熊奖、金鸡奖最佳故事片奖和最佳导演奖、百花奖最佳故事片奖、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

这是2000年前张艺谋的辉煌战绩，但那时，电影商业化并未开始。电影更多是一门相对小众的精英艺术，而国际评价，在那个年代被无限放大。本质上，张艺谋是被艺术圈，乃至海外艺术圈给推起来的。这奠定了他的审美基准。

“第五代导演积累了整整30年，靠着一种批判精神，出来了一批特别优秀的作品，有力量。这些都根植在巨变中。但现在年轻导演没有这种积淀了，空洞的市场化。”前述电影公司创始人说。

他的观点，正好印证了中国电影导演的“断代”，无论从艺术片还是商业片。有多位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生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坦承，对于相信什么，很纠结。而电影是门输出的艺术。

张艺谋的幸运在于积累，纠结也在于此。2000年后，他开启了中国电影大片时代。标志是2002年携手张伟平，推出《英雄》。

开头是灿烂的，但不乏争议。《英雄》内地票房2.5亿人民币（占全年总票房四分之一），全球票房1.77亿美元，创下中国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纪录，被美国《时代周刊》评为年度全球十大佳片第一名。

随后，《十面埋伏》《满城尽带黄金甲》《三枪拍案惊奇》《山楂树之恋》《金陵十三钗》，依旧取得票房成功，但口碑起伏。《三枪拍案惊奇》豆瓣评分仅为4.7。

名动一时的“二张组合”也直接破产。“采用小沈阳，是张伟平的主意。《三枪》绝非喜闹套路，而是相对严肃的批判现实主义，小沈阳的风格很难嫁接成功。本来上马《三枪》就是草率为之，何况突然改变计划，令剧组措手不及。尤其小沈阳走的是二人转路线，其他演员很难搭戏，风格上无法融合，迫使整个团队集体换将，基本倚赖赵本山的弟子班。包括编剧史建全，不是这种风格，只好搬兵赵本山团队里的徐正招前来增援。为此，赵本山曾向张艺谋表示过忧虑，他觉得自己的团队难以承担这样的重担。但为时已晚，这个拉断了绳索的失控的大箱子，没有哪只手还能拽得住。”周晓枫在关于张艺谋的传记中透露。“我想起他的妥协，遗憾又心痛。”

周晓枫认为，与张艺谋合作，就是张伟平精心设计的一场骗局。“二张组合”分手的结果是，张艺谋三胎被曝光，这是张伟平一直以来的要挟砝码，张艺谋因超生被罚748万。“片酬经常性拖欠，因为缺钱，张艺谋才会卷入铁路宣传片风波，最后，连孩子出生证都是张伟平造假的。”周晓枫称。

这次分手对张艺谋冲击是巨大的，从社会评价到经济状况，一度要靠借款来维持。但也正是因为此次之痛，摆脱张伟平后，张艺谋尽量奔向自由，于是有了《归来》《一秒钟》等作品。

但这样的张艺谋，也与市场脱节了。

去向

另一头，“二张风波“对于张艺谋，有着必然性。

作为长期团队成员，周晓枫认为，张艺谋完全不懂制度化与行政化的公司管理。除了电影，事无巨细都希望别人代管，自由的代价，就是危险临近。他势单力薄，很难对付不断加入的投机者。

这样“单纯”的张艺谋，在环境相对可控的上个世纪，能过得很舒服，且环境是支持的。但当市场大潮袭来，身处利益核心的张艺谋，“单纯”成为一个悖论，创作与现实，总会互相博、消耗。“怀念以前的创作氛围。”巩俐多次对外表态。

但时代列车永不回头，呼啸而至到了互联网时代。张艺谋这一代，所有人都在被重新审视。

当下，电影业到了另一个前所未有的低点，或者说洗牌期。灯塔数据显示，12月7日至13日（第49周），全国票房5.87亿元，同比下滑8.3%。影市再入低点，这甚至都已经不算新闻，因为冰点才是常态。

比票房更冷的是投融资状况。 据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文创金融研究中心统计，电影创业公司(未上市或融资时未上市)私募股权融资金额在 2016年迎来了快速增长，2017 年到达顶点（超过200亿元），随后快速下跌。在今年，融资额几可忽略。所有人都在逃避电影行业。

这种情况下，寻路者不少，转行与新玩法是方向。另有头部电影公司前高管告诉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他认为，下个增量在于互联网平台。“综艺、剧集都已实现头部网生化，就差电影。这个趋势一定会发生。最关键是，尊重市场，拍出符合市场需要的合格产品。”他的根本逻辑点在于，互联网拥有电影公司所稀缺的资金与流量。

他坦承，未来，所谓电影巨头，会越来越难，只能融入大巨头生态，别无选择。“整个行业被拉平了，不一定是坏事，创业者有了空间，也能够形成中国电影人才培养机制的正循环，这是电影产业化的开始。”

但对于前述高管说法，不乏反对意见。“长视频平台依旧没有找到盈利模式，本身自顾不暇，这只是个想象中的生态。可以生存，也只能生存。”有投资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说。

但无论如何，在行业低点，有人选择进场，总是件好事。“中国文娱市场，有足够潜力，可以生长出万亿级巨头。现在是洗牌期。”从投资人到电影公司高管，均向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表示。虽然他们也只是小步进场。

这样的环境，对张艺谋意味着什么？当所有人都在关注市场，曾经主流的他，也很难置身事外。

欢喜传媒年报显示，在2018年与张艺谋旗下公司达成协议，在六年合作期内，有权独家投资张艺谋执导的三部网络系列影视剧，题材将与张艺谋协定；此外，对一部张艺谋执导的网络系列影视剧的独家投资权可替换为对其执导之不受现有与第三方合约限制的电影优先投资权，于合作期内之投资额不少于该电影投资总额的60%。

半年报显示，欢喜传媒已完成之电影及电视剧版权包括有关电影《一秒钟》及网剧《风犬少年的天空》，两项电影版权制作成本总额约2.44亿港元。截至12月18日，欢喜传媒报收1.32港元，增长1.54%，这是市场对于欢喜传媒及其背后包括张艺谋、徐峥、宁浩、陈可辛等多位大导的估价。

对张艺谋来说，另一条路，是主旋律，这也是第五代导演们的共同选择。其指导抗美援朝电影《最冷的枪》，陈凯歌拍了《长津湖》，两部影片均于明年上映。第五代导演们，终将在主旋律赛场再见。最近，陈凯歌还参与了综艺录制，他的儿子陈飞宇，向着流量明星进军。

所有变化都不过，时代注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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