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记录，一部犯禁新片，它被喷死前我要顶风安利

Sir要讲一部犯禁的新片。

有多犯禁？

举个成年人的例子，脏话。

我们生活中最脱口而出的脏话有哪些？

众多语言学家的研究中，学术上对脏话的定义有两条通用的特征。

其一，情绪；其二，禁忌。

所以某种程度上，我们最常用的脏话，背后即大多数人最避讳的禁忌。

死亡，亲人，性。

今天要说的片子，三条就占了两条。

做好心理准备。

它的赤裸不会让你骂娘。

而是让你无话可说。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

还记得那部大火的台剧吗，《我们与恶的距离》。

如果说《与恶》是一次对良心和公义的叩问。

《我的儿子是死刑犯》就是一次面对黑暗不加修饰，没有温度的窥视。

主角之一，《与恶》的案件原型——捷运“杀人魔”，郑捷。

2014年5月21日，台北捷运杀人案。

21岁的东海大学大二男生郑捷，在台北捷运江子翠站随机砍人，造成4人死亡，22人受伤，犯下台北捷运史上最血腥的刑事案件。

法院宣判：郑捷死刑，褫夺公权终身。

案件轰动全台湾。

一时间社会上回荡着同一个疑问：到底为什么？

海报里那句醒目的话：“到底发生什么事，我也想问我儿子。”

Sir觉得这个问题太大了，至今没有结论。

或者说，“结论”很多：

媒体报道的，警察调查的，法院判的，甚至他自己交代的（一心求死）……

《死刑犯》尝试把问题缩小：

郑捷，还有像他一样臭名昭著的死刑犯们，会是个怎样的人？

这么一问，有了“反转”。

答案，牵扯出更多我们忽略掉的问题。

01

郑捷是个怎样的人？

辩护律师黄政豪总结：

两个字，求死。

三个字，求速死。

郑捷曾在招供罪状中说，从国小五、六年级开始，就有想杀人的动机，这让他感觉活着很累，想被判死刑。

他选择在成年后动手，因为法律规定年满18岁，才会判死刑。

之所以选择无差别大规模杀人。

是希望犯下这样的重罪，来让自己得以速死。

犯案之初，他坚持不请求辩护律师和法律扶助。

且在行凶时没有喝酒吃药，保持意识清楚。

一次计划周详的“自杀式”袭击。

基于以上原因，以及案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本案创下了台湾司法史上“定案后18天执行、7小时完成审查签署、只执行1人死刑”的罕见纪录。

一个罪无可恕的杀人犯，当然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辩护律师黄政豪的态度是，杀人犯也有辩护的权利。

他的一番话，让我们看到台湾地区司法界对量刑的探讨：

黄政豪：我会尽一切可能性去做，保障你的合法利益，我不可能扭曲证据，违背事实，你有做过的我绝对不会说没有做，但是我认为需要调查的，我觉得一件事情也不能少。

郑捷平均每6.8秒砍一人。

固然是“恶”。

恶背后呢。

如果求死，为什么不选择自杀，而要选择一种让父母受伤的方式？

这个问题Sir先留给你。

下面还有线索。

02

郑捷经历了什么？

律师黄政豪第一印象：防御性很强。

面对律师的沟通申请，他对外口径一致，只说自己会配合。

一心求死的人，还防谁？

家人。

唯有在涉及到家人时，他有明确要求——“我不要牵扯到我的家人”

他不愿家人为他出庭作证，即便作证对他有利。

据台北看守所施教人员笔录记载，郑捷被问及对被害者，有什么要说的。

他沉默了。

而得知父母下跪道歉，他回答：

我对不起爸妈。

这是一个感人的亲情故事？

想多了。

下一幕马上让你收起同情。

整个案件过程中，律师坦言，和家人碰面次数只有一两次。

接通律师电话，郑捷父母很忐忑，怀疑通话被监听。

孩子杀了人，父母无法积极面对。

乍一听，怎么可能。

父母作为至亲之人，他们不出面还有谁会出面，敢出面？

仔细想想，又太合情理。

面对整个社会排山倒海而来的压力，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做到站出来积极应对。

在巨大的社会声讨下，无数话筒怼到面前。

戴着口罩的家人目光闪烁，根本抬不起头来。

唯有一次一次——下跪，道歉，再下跪……

还不够。

随着郑父不断起身，人群中依然爆发出怒喝：

“别假了！”

愤怒绝对是有道理的。

4条人命凭空消失，4个家庭家破人亡，不骂你骂谁？

反过来想——郑父何尝不也家破人亡。

当道理遇上道理，没办法，只有站在人多的一方。

于是郑父还是颤抖着说出那句大家想听到的话：

“我真的很痛，但我必须讲，法官能够速审速决，来告慰受难者家属”。

郑捷是施害者，行为罪大恶极。

比起丧子之痛，一个更大的谜团还将困扰他们的余生。

教养出一个杀人犯儿子。

自己在哪个环节做错了？

这个问题，Sir依然留给你。

03

还有一条线索藏在另一起案件里。

它与捷运案的不同在于对亲人的态度。

弑父案。

2010年9月，新北市新庄男子陈昱安，因不满父亲分家产，砍杀父亲111刀致死。

依照杀害直系血亲罪，陈被判处死刑。

与郑捷父母的不愿面对不同。

陈家人对儿子的态度——恐惧、躲避、甚至仇恨。

怕他出狱后报复杀人，坚决支持判处死判。

陈昱安从小由祖父母在台南带大，因被骄纵惯了，回到台北父母身边后，也不听管教。

与父亲关系一直不好。

在一次被父亲赶出去后，他去买了凶器，守在家的单元门口，待到父亲出门，陈冲出来动了手……

一段令人胆寒的对话，来自陈昱安的讯问笔录：

问：监视器画面里你拿菜刀砍杀之男子为何人？

答：是我亲爱的父亲。我砍了几刀好像没用，我就又重复砍脖子，发泄我27年来心中的不满与愤怒。

家庭的缺失造成凶手的冷血。

奇怪的是。

任何一个陌生人接近，似乎又能重新唤醒这个恶魔的温度。

比如志愿者。

废死联盟法务主任林慈伟，怕他彻底和外界的连接关系断掉，大概一两个月会和他通信一次。

两人间维持的通信多达62封。

比如律师。

凶手最开始的辩护律师去看守所看望陈，他非常开心，蹦蹦跳跳地赶来。

与这些外人的接触中，陈第一次体现出“人”的模样。

他有欲望。

对钱的欲望。

律师和志愿者，不管和他聊什么，他都会围绕着一个主题：

需要钱。

而钱的价值，恰恰是他在“家人”那被灌输最多的。

陈昱安与志愿者的通信中写道：

“虽然我有生我的父母，可他们从来不听我的心事，不重视我的内心感受，却以打骂的方式来教育我。灌输了我在这个尔虞我诈的世界中唯有金钱至上的至理名言。对我而言，背叛伤害我的一切人事物，就只能以死来偿还。”

似乎陈的怨念还没有结束。

他还想完成精神上的“弑父”。

就像《风平浪静》中的章宇，他们都是升级版的“哪吒”。

“它比哪吒的故事多出了一把刀。哪吒拿起剑，说爹爹，孩儿的命还你。古典的文本就到这儿了……但原剧本是，‘哪吒’宋浩用刀捅了自己，说‘我还’，其实下面还有一句被剪掉了，是说‘你也还’，用刀把宋建飞给捅了，完成了弑父。”

钱，就是那把刀。

问题又来了——陈弑父究竟是出于对家人极度的爱，还是极度的恨？

好，提问环节告一段落。

可以看出来，《死刑犯》是希望提供另一个角度，引导社会进行反思和追问。

一边是杀人犯作为犯人的罪孽；

一边，杀人犯作为“人”的尊严与人性。

谁更大？

可惜，作为纪录片，它显得捉襟见肘。

素材有限，采访人物有限，对案件深入程度有限……

而在生死这样沉重的话题上，它更显得有点不负责任。

受害者视角的缺失，让它对凶手的喟叹和同情变得单薄。

天平两边，有失偏颇。

唯有一个瞬间，Sir真正动容了。

意想不到的角色出场——负责处理郑捷尸体的殡葬师。

他在镜头前完整地叙述出郑捷枪决后，他如何机智地在媒体围堵下，低调运走尸体。

为郑父提供“见儿子最后一面”的机会。

父亲见着了，母亲呢？

规定只允许一名亲属到场。

于是这位人兄想出一招：

大体净身，放入棺木后，拨通电话给郑捷母亲。

把电话放在死者耳边，在火化前，让妈妈说出想对儿子说的话。

一个放电话的动作。

是法理之外，“人”的温度。

更是对所谓“禁忌”的冒犯。

如果说《死刑犯》真正让我们有所反思，Sir觉得就一点。

在真相面前，别害怕犯禁。

当我们因为传说而远离那座城堡。

高墙圈住的，可能不是一只凶狠的野兽。

是我们的善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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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助理：布拉德特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