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拍片的成功范本与类型片的本土实践

作者：林 萌

去年年末上映的《误杀》，前不久入围第33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提名名单。虽然最终未有斩获，但对一部小成本的翻拍电影而言，能够获得“最佳故事片”提名已属不易。此前，这部电影已在印度本土被翻拍了不止一次。如何在中国语境下推陈出新？这一难度可想而知。

影片中，阿玉和拉韫在警局里愤怒相向的特写镜头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针锋相对的两个女人，就像两头护犊的母豹。此时此刻，理智、身份与地位都已不再重要，她们只作为母亲而存在。这个极具爆发力的镜头可视为整部电影的缩影。虽然《误杀》在具体故事上讲了李维杰与拉韫斗智斗勇的惊险过程，但实质是一个保护家人的父亲的情与拉韫背后的法之间的博弈，而推动拉韫凌驾于法之上的，恰恰也是她对儿子的爱。

于是，影片的叙事之核便成了纠缠在情与法之间的人性对峙。就此而言，再没有比两个母亲针锋相对的特写场面更震撼人心了。她们都为情而生，不同的是，拉韫有特权（扭曲的法）的护持。拉韫的丈夫都彭的巨幅竞选海报就挂在窗户对面的墙上，始终作为强大而压抑的背景出现。这无疑隐喻了他们作为特权阶层，正是底层大众头上遮天蔽日的强大阴翳。

这使影片充满了批判意味。法本是秩序的维护者，警察则是法的化身。《误杀》却通过营造强弱对立的氛围，展示出特权泛滥情形下法制的失效、监管的失灵。平日里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沉寂于特权之下的底层大众，似乎也只有在同样绕开法律的情形下，才能展开反戈一击。

值得一提的是，影片并未枯燥地说教，告诫观众法的意味或警察的职责，也未直白而单调地批判特权。相反，它通过一场惊心动魄的“猫鼠游戏”将现实主义关怀灌注其中，寓言化地铺陈出来，增强了感染力。李维杰通过观看一千部电影获得了反侦察经验，运用电影里的蒙太奇技巧，将一场打着正义擦边球的“误杀”变成了他和拉韫的斗智斗勇。拉韫则是一位沉稳而老练的女警长，破过一千个案子，在刑侦手段上很有一套。一千部电影对战一千个案子，李维杰与拉韫的对手戏充满看点。

作为一部比较成功的商业化类型电影，《误杀》在隐喻设置方面下了一番功夫。羊的意象，在影片中多次出现。《误杀》的英文名为“Sheep Without a Shepherd”，即“没有牧羊人的羊”。“没有牧羊人的羊”正是没有法律庇护、引领的民众。影片里，桑坤为了惩戒李维杰，一枪打死了路过的羊，这一场景的意味不言而喻。另外，“没有牧羊人的羊”也可以指没有方向的盲目群体，这也是被李维杰利用从而得以翻盘的力量。李维杰借着人们的愤怒，在墓地验尸的情节中反败为胜，就像《让子弹飞》里张牧之不断勾起鹅城百姓对黄四郎的恨。

不管是羊还是鹅，成功的隐喻往往是商业电影得以升华的重要法宝。在《误杀》中，李维杰没有告诉妻儿转移尸体的事实，反而利用小女儿在拉韫威逼利诱之下说出的“眼见之实”，令老谋深算的拉韫功亏一篑。一场大雨见证着拉韫和都彭的惨败，也释放着民众久经压抑的愤怒情绪。随之而来的暴乱将这种愤怒推向顶峰，展现着“羊群”的力量。

但李维杰对“羊群”之愤怒的利用，以及偷天换日的违法举动并未令其跌落道德与正义的高地。相反，《误杀》将观众置于一种“与李维杰同在”的认同视角，使其动机变得可被理解甚至让人同情。这与影片熟练地化用了猫鼠游戏式的叙事模式密不可分。猫鼠游戏式的故事，在犯罪悬疑电影中并不罕见，甚至可以视为一种成熟的亚类型。“猫/警”与“鼠/匪”的二元对立，是这一类型电影的主要看点。

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犯罪悬疑电影，这类题材往往将叙事视角置于“鼠”的一边，以突出“游戏”的解构性、紧迫感，获得大快人心的戏剧效果。这种翻转姿态，影射出社会正义的缺席。《误杀》中的李维杰正是在特定的地域环境下，决心掩盖真相。影片在熟练运用固有叙事模式的基础上，使故事有了扎实的逻辑基础、准确的情感定位。在游戏快感中，对个体命运进行思考，而不是满足于讲述惊心动魄的悬疑故事。这深化了影片的内涵。

概言之，在文化差异的背景下，《误杀》能够消弭异域故事与本土受众之间的错位，并具有打动人心的力量，除了依靠较好的影像掌控和表演技巧，还因为在主题层面展现了情与法之间的对抗与抉择，饱含批判现实的人文关怀。在翻拍片的成功范本、类型片的本土实践这样的双重局面上，影片开辟了新天地，有着一定的借鉴价值。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