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主流电影如何传播好中国文化

作者：西安工程大学新媒体艺术学院副教授 赵益

随着《急先锋》《八佰》《金刚川》《除暴》等影片的上映，类型电影再次进入人们的视野。电影产业化改革与香港电影北上共同引发了合拍片的美学转向，2009年《建国大业》和《十月围城》两部影片开启国产新主流电影创作，2014年《智取威虎山》又将这一生产范式基本确立下来。这一现象引发了学界和业界对的广泛而持续的关注，以及对新主流电影和电影工业美学概念的讨论。

概括而言，新主流电影即为将类型电影作为外延表现手段，将主流价值观作为核心人文内涵的影片。这个概念肯定了类型电影的美学价值及由此产生的产业价值，同时由于立足内地电影市场的审美与接受习惯，新主流电影中的主流价值观与纯商业化的香港类型电影又必然存在差异，因此，对于这类作品的民族化阐释，可以更细致地评价类型电影本土化创作的发展。

纵观近年来国产新主流电影的创作序列，可以发现，战争片和动作片是市场认可程度最高的两个类型，无论内地导演还是香港导演都尝试借助这两种电影类型，利用其对主流价值观表现的天然优势来实现市场突围。除前文提到的三部标志性作品之外，还陆续诞生了《战狼》系列、《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我的战争》《八佰》《金刚川》等影片。以战争片和动作片作为切入点，对新主流电影展开研究的目的可以概括为以下三点：一是类型美学的表现形态与创作模式的具体特征和可复制性；二是主流价值观如何与类型模式实现有效对接；三是类型美学与主流价值观成功对接后，影片如何通过民族化阐释实现国家文化传播与话语体系建构。

首先，新主流电影战争片和动作片的类型化创作并非单一类型的应用，而是将其糅合为战争动作片模式。这一模式涉及两个元命题：一是明确主体类型和辅助类型；二是明确主体类型和辅助类型的比重。战争片和动作片虽然在视觉展示层面具有一定的相似性，例如多人战斗、爆破冲撞、对峙场面等等，但两者包含的亚形态特征、创作技巧与上层建筑指向性仍然存在区别。具体来说，战争片基本不包括亚类型细分，只是在战争形态和冷热兵器的选择上有一定差异，重在强调历史宏观视角、历史时空真实、民族正义与英雄塑造，以及对战争的反思。动作片则有功夫、武侠、枪战等多种亚类型，并衍生出警匪片、黑帮片等类型。此外，动作片对战场面的细节展示远大于战争片，鲜少宏大主题或立场上的绝对正义，更重视个体角色塑造，叙事性更强。

《战狼》系列中的英雄人物即对香港功夫片与好莱坞类型叙事的结合变形；《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展示极端条件下，现代战争的真实质感；《八佰》从小人物着手，将明星制与符号学结合，通过能指与所指描摹战争众生；《金刚川》是叙事视角和结构有所创新的传统战争片。可见，即使同为战争动作糅合的类型，国产新主流电影的个案创作对于主体类型的比重确立仍然存在差异。其共性在于：确立某一种类型作为核心主体，杂糅一种辅助类型，并融入一到两种其他类型元素作为点缀。这里的辅助类型与主体类型具有相似性，共同打造了更饱满的糅合类型，而点缀类型元素则仅以个别桥段、台词或画面呈现，不承担辅助类型的职能。例如《战狼》中的爱情线索、《湄公河行动》中的喜剧桥段等，都只是作为点缀素材，并不会扰乱主体糅合类型的表现特征。

其次，新主流电影要实现类型化与主流价值观的对接，需要明确影片在极致娱乐的类型外壳下，核心的人文内涵是什么。过去，传统主旋律影片在家国民族情怀的渲染与意识形态宣传上存在公式化与概念化的特点，也造成了其产业化传播的壁垒，新主流电影则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比如，在战争动作类影片中，个人尤其是英雄人物成为英雄群体的缩写，这些人物不止是英雄的概念化身，更是有血有肉的具体形象，他们的性格特征、情感状态和行为动机细腻而饱满。由此，影片的价值取向塑造和表达更具说服力，也更容易与观众产生共情。新主流电影中的主流价值观充分强调对个体的尊重和对生命的敬畏，具有更加深刻的哲学内涵与人文关怀，同时将人物命运与国家命运紧密结合，强化共同体意识。

最后，通过对新主流电影的民族化阐释实现国家文化传播与话语体系建构，这是一个不断完善、流动发展的过程。一方面，需要将电影作为执行路径，将中国传统文化、现实国情与民族气质进行对接，体现独特的中华民族精神气节；另一方面，也要将人类共享价值中真善美的部分与当代中国的时代精神进行对接，继而实现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的对话。

从影片来看，《湄公河行动》《红海行动》的拍摄获得了中国公安部信息支持与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电视艺术中心的投资与军事装备支持，展示了我国强大的军事与科技实力，也表现了对现代战争中人的异化的关注；为纪念抗美援朝70周年而拍摄的《金刚川》，仅用不到三个月就完成制作上映，形成了作品内外“与时间赛跑”的空间映射现象，引起观众对民族正义、个人与国家命运之间关系的思考，都是电影之于文化传播的极佳范例。

在产业化经济框架下诞生的国产新主流电影已经成为文化强国的重要阵地之一，其创作范式无论在电影美学层面、产业层面，还是在电影的民族化阐释以及文化话语体系建构层面，都具有重要意义。（赵益）

来源： 光明网-文艺评论频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