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醉乡民谣]里的男主角勒维恩·戴维斯是个彻头彻尾的loser。

落魄的民谣歌手，四处找沙发借宿，没有冬衣，没有爱人，更没有钱。

就这，还固执坚持自己的艺术追求，让自己活得越来越难。

作为一个还算成功的导演，万玛才旦喜欢这部失败者的电影。

他从中看到了每个人成长过程中都会有的失败的经验。

也包括他自己。

在相对隔绝的青海藏区长大，又去甘肃求学，考入北京电影学院……

成长过程中，万玛才旦时常觉得自己是孤独的。

一个不可能的人，一脚踏进了电影行业，也不知道能不能坚持走下去。

处在这样的困境中，万玛才旦做出了和[醉乡民谣]男主角相同的选择，但他更幸运。

2005年，他的处女作[静静的嘛呢石]一经上映，就引起影坛轰动。

不仅在国内外电影节上拿奖到手软，还受到了伊朗电影大师阿巴斯·基亚罗斯塔米的赞扬。

随后，[老狗]、[塔洛]、[撞死了一只羊]等电影均取得不错的反响。

这显然超出了万玛才旦的预期，他只是去贴近故乡的文化，把藏人的生存状况如实描述出来。

万玛才旦说自己的创作从来不是目的性的。

而是做好准备，随时等待灵感掉落。

以下为万玛才旦导演自述，由编辑整理

01

最新电影[气球]的创作契机，来自一个偶然掉落的灵感。

我在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有一次经过中关村，也是这样一个秋末冬初的季节，突然看到一只红色的气球在风中飘。

当时我就被这样的意象吸引了，觉得它是一个特别好的电影的意象。

我立马展开了想象，让这样一个红色气球跟藏地的当下关联。

于是就想到了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意象——

白色的气球。

也就是电影中很重要的元素——

避孕套。

然后开始慢慢建构故事，让故事在特定的年代发生，想一想90年代的女性会面临什么样子的困境。

整个故事的中心人物，跟她相关的周边人物，包括家庭成员的构成慢慢都有了。

比如说她有三个孩子，大儿子在县城上中学，两个小儿子正在等待上学。

她也会有一些经济的压力等等，加上这些综合的设置，慢慢的故事框架就有了。

大概花了两周的时间，我就把剧本写完了。

写完之后，因为种种原因，没能立项。

对我来说，如果不能把剧本拍成电影，呈现到大银幕上，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我觉得放着太可惜了，就用小说的形式写了一遍，发在广州的《花城》杂志上。

后面机会来了，我重新改写了剧本，故事的整体走向和人物构成基本没有变。

但短篇小说的容量对电影来讲是不够的，我就在电影中对人物进行了丰富。

比如卓嘎的妹妹——尼姑那条线。

电影里，尼姑在出家前有一个做教师的前男友，他写了本书也叫《气球》。

尼姑作为参照，跟姐姐的命运或者姐姐此刻的状态是有对应关系的。

前男友的设置暗示了尼姑也经历过这样的情感，她可能怀过孕打了胎，为此感到深深的自责。

佛教里面讲杀生是很大的罪过，所以她要通过出家去完成自身的救赎。

尼姑妹妹经历过此刻的姐姐可能经历的事情，能让你更切身地感受到姐姐的困境。

她们身上的那种矛盾性，也是通过这样一些细致的描写强化的。

当然，小说拍成电影也会有一些遗憾。

小说中有一条副线，没能在电影中呈现。

是个很有意思的藏族寓言故事，叫做《和睦四兄弟》。

草地上有一棵高大的结满果实的树，一只大象、一只猴子、一只兔子和一只鹦鹉先后来到这里。

它们想结拜兄弟，但不知道谁大谁小，于是就一个个地讲述到这儿时这棵树的大小。

小说中大儿子拿出了连环画，和两个弟弟讲这个故事。

讲完之后，他们开始角色扮演。

正好缺了一个角色，就让爷爷来演，这时候是圆满的。

后来爷爷去世了，这个故事缺了一个元素。

如果母亲肚子里的孩子生下来，这个故事也将得到圆满。

这样的副线，能够推动事情的发展。

后来因为种种原因，删掉了部分情节，整个副线就很难成立。

所以只能在电影开头，留下一点点引子的部分。

02

作为一个作家和一个导演，总有人问我有关电影和文学方面的东西。

其实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艺术）表现方式，差别很大。

单单从创作的纯粹的角度讲，我可能更喜欢文学或者小说这样的一个创作。

因为我觉得它能带给人更多的创作满足、创作快感。

相比较之下，电影的创作就会面临很多的问题，比如说投资，比如说文化。

从剧本写作的时候，就要考虑这些。

尤其可能像我拍的这样一些题材，一方面要想做到什么样的效果，让你的人物有一个更立体的更丰满的塑造。

另一个方面也要考虑这些人物背后的文化，怎么让观众感同身受。

所以我在写这些人物的时候会做一些铺垫。

比如说[气球]里面转世轮回这样的一个观念，对藏族人来说，或者对佛教有一些了解的观众来说，其实是很普及的一个问题。

但是离开这样一个语境，可能就觉得很生疏了。

会对人物的处境，形成一个理解的屏障。

所以你必须得通过其他的方法，在叙述的过程中，在塑造这个人物的过程中，把一些基本的东西传递、铺垫出去。

在写作方面，我的习惯是很快地写完一部小说。

主要以短篇为主，希望在比较短的时间内，把感觉性的东西和情绪性的东西很快地完成，落实为文字。

保持一种连贯的创作状态，这一点特别重要。

我不太喜欢像打磨剧本一样，改来改去改个十几稿，然后再请其他人去看。

除非觉得这个故事可以拍电影了，这就需要在原来小说的基础上修改。

一方面一个短篇小说大概只有一万多字，扩展成一个长片它的容量肯定是不够的。

最少也需要三、四万字甚至五万字，要加很多东西。

这时你就得分析那些人物、情节，去寻找扩展的点和可能性。

但是不管文学还是电影创作，都很难总结出一个规律性。

我从来不会带着目的性去进行一个创作，虽然拍电影经常会遇到这种问题，给你一个题材或者一个时间节点。

但你的灵感，很多电影里呈现出来的东西，都是在创作过程中逐渐浮现出来的。

有时候灵感来得很突然，你得很快地把它写下来。

它既是一个素材积累的过程，也是一种比较纯粹、直观的创作。

就像这次的[气球]。

很多人觉得我好像是在关注女性题材，关注女性的这样一个境遇，对我来说其实不是这样的。

它的故事源于那样一个灵感（中关村上空飘过的气球）。

当我决定要做那样一个题材的影片后，再根据它里面的内容、人物，选出最适合这个故事的一个形式，就这样而已。

肯定也有一些潜意识的东西在，但这个东西我自己是没有特别仔细地考虑过的。

当然，我也不会排斥比较炫酷、先锋的视听语言。

像大卫·林奇的电影我也很喜欢。

归根到底还是你面对一个题材时，如何为它选择一个最合适的形式。这很重要。

虽然没有说到达（形式）高于内容的程度，但还是希望它们能达到一个平衡。

作为中国最有名的藏地电影导演，万玛才旦正在宣传新片[气球]的路演途中。

这次映后，他不但和影迷们分享了自己的电影心得和创作之路。也为很多处于创作初期的电影新人提供了很多切实可行的创作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