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日梦里飘起红气球

万玛才旦的《气球》令人深思

去年开始，我就对万玛才旦导演的新片《气球》充满期待。

2019年10月，《气球》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引起了国内外影人的强烈反响。随后，导演带着这部电影参加了上海、多伦多、东京、釜山、平遥等多个电影节，斩获多项提名和奖项。

明天，电影《气球》将在全国上映。11月10日，我参加了万玛才旦第七部电影《气球》的点映场次。

影片由孩子将避孕套吹起的白气球讲起，讨论了西藏地区因女性在生育和转世的传统之间，产生的纠结不安的情绪和矛盾。《气球》没有让我失望。在我看来，这部影片就像是一只气球飘在空中，给今年的国产电影市场涂上一抹惊喜的亮色。

采访万玛才旦导演是非常突然的想法。

看完电影，从影院到回家的路上，我心中有很多问题想问问导演，特别是关于影片中现实与超现实的情节。于是，我开始微博私信、微信沟通联系采访，终于接近12点的深夜得到团队答复。由于行程安排，导演只能在第二天临时给我挤出40分钟的时间。我开始急忙整理着采访提纲，脑海里闪回着一幕幕关于《气球》的画面。

翌日下午5点，在moma百老汇影城的二楼书店，我见到了导演。我们坐在一个角落里，周围拉上了黑色的帘子，细缝中偶尔会透过微弱的灯光，外面交谈的声音听得一清二楚，却一点儿都不影响万玛才旦温柔的声音。导演身后的墙上挂着小屏电视，循环播放着《气球》的预告片。当我看向导演时，总能被电视里飘过的红气球吸引。昏暗又私密的采访氛围，让我有一种身在影片的超现实情节之中的错觉。

已超时了20分钟，导演还要接着参加映后交流，采访只能结束。我站起身对导演说：“我第一次见您是在四年前，《塔洛》的点映活动上，我当时问了一个小问题，获得了您签名的电影海报。”

导演也站起身，微笑着对我说：“是吗？时间过得真快呀。”

灵感

一切从看到红气球开始

北青报：最初您是怎么想到《气球》这个故事的呢？

万玛才旦：大概是十几年前，我还在北京电影学院上学的时候，当时要去中央民族大学，在中关村双安商场附近，看到了天上飘着一个红气球。那是一个秋季，我觉得红气球的意象特别美，很有电影感。脑海里就想起电影史上的一些作品，像艾尔伯特·拉摩里斯的《红气球》、侯孝贤的《红气球之旅》等。之后，我就开始联想到小时候的生活，经常能遇到或者听说小孩子会把大人用的避孕套吹成“气球”玩，于是想到了白色的“气球”。最后就有了红气球和“白气球”的关联，故事就成形了，我很快就把剧本写出来了。

不过，当时剧本中有些情节没有过审。我有点为这个故事感到可惜，所以又根据剧本改成了小说。大概是2017年，小说《气球》发表在了《花城》杂志上。等到计划生育政策放开之后，我在原本的基础上又做了调整，就拍了这部电影。

北青报：当我看到结局，飘在天空的红气球越飞越远，一下子就想到了电影《红气球之旅》，这是在致敬侯孝贤导演吗？

万玛才旦：不是。我觉得这是故事发展的一个自然结局吧，小说的结局也是这样。刚开始想要做这部电影的时候，一开始就先想到了结尾：最后一个红气球从小孩手中脱落，飘上天空，越来越高，直到消失不见。所以，在电影中怎么让最后一个红气球脱落飘上天空，这个情节想了很长时间。最后想到的是两个孩子争抢气球，有一个红气球突然莫名其妙地爆掉，这样就只能有一个红气球飘上天空了。

北青报：红气球飘上天空之后，故事里所有的人都能看到天空中的红气球，这有点脱离现实的感觉。

万玛才旦：是啊，红气球或者说是“白气球”代表的避孕套，跟故事中所有的人都有过关联。当这样一个象征生命和希望的红气球飘上天空，他们每个人都有些无奈，只能看着它越来越小，直到消失，似乎他们在不同的空间和时间里面都看到这样一个意象。这具有超现实的感觉，因为在实际的时空里，他们不可能同时看到这个红气球的。

创作

非理性的故事

可以在超现实的表达中变得合理

北青报：超现实或者梦境的表达似乎是您一直很喜欢的创作方式。四年前，我看完《塔洛》问过您关于电影中KTV放着一幅毕加索的《梦》的画，之后再看您的《撞死了一只羊》更是具有大量梦境的表达。这次《气球》仍旧秉承这一特点，您很喜欢“梦境”的表达方式吗？

万玛才旦：对，我很喜欢。梦、幻觉或是超现实的东西，在我2000年之前的小说就涉及到了，只不过我拍电影开始没有涉及到而已。因此，很早以前在文学中常用的表达，就自然地进入了电影的创作当中。我认为这是一种延续，特别喜欢这样的方式。

比如小说《流浪歌手的梦》，整篇就是讲述了一个梦，一个女孩在他的梦中长大，最后等他见到女孩的时候，女孩可能已经死了。我对梦这样的东西很感兴趣。

北青报：觉得梦是现实的一种补充？

万玛才旦：这样可能就太过简单了吧。我觉得梦有很多非理性、不规整的东西。有时候我觉得创作就像是梦，自己在写小说或者写一个故事的时候，就像是做了一个白日梦的感觉。这个“白日梦”是规整过的，但梦其实是没有什么规整的。

北青报：梦可以很放飞。

万玛才旦：对。创作是经过训练的，讲故事是有方法的、有规律的。梦是非理性和荒诞的，但是把故事放在梦里也是成立的。所以，在梦的表现上就有很多跟现实相对照的东西，它是完全非现实的、非理性的、荒诞的，但却是合理的。

北青报：就像电影《气球》里，哥哥背上的黑痣可以用手拿下来，这也是一个超现实的情节。

万玛才旦：是的，一方面这个情节是对后面故事的铺垫。小儿子要看痣，马上就转入了超现实的段落当中。在超现实的段落中，痣是可以拿掉的，像在梦里一样荒诞。这就意味着痣是一个不确定的东西，可以把它拿下来追着跑着玩，这为之后转世的情节做了一个暗示。

另一方面，我自己就在西藏的文化体系当中成长的。因此，当我离开本身的文化体系，接受其他文化体系的系统的教育之后，会对原本所在的文化有着反思。

拍摄

没想过突破或是创新

北青报：我看到海报上的红气球时，脑海里想到的画面具有强烈对比的色彩。但是当我看到电影之后发现，影片的整个色调有一种清冷的灰色调。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色调呈现呢？

万玛才旦：色调很重要。一开始拍的时候，我就要想好电影需要一个什么样的色调。那么，电影整个的拍摄、光线，以及灯光、气氛的营造，都必须得围绕这个色调展开。这样才能在最后剪辑的时候，有可能达到现在的效果。

这部电影的色彩，我们调了很长时间，我们把影片里面或者环境中，像黄色的草或者绿色的东西，这种比较偏暖色调给压低，让大家感受这种清冷色的感觉。

以冷色调为主，更能突出人物的情绪。这是一个伤感的、压抑的故事，所以它整体的色调肯定要统一。最后只剩下红色，是一种比较热烈的或者象征生命的红。调色的时候，我会强调越红越好。比如气球飞走的时候，我们会逐渐地调色，气球的色调会可能更鲜艳，就像血一样，或者像一个生命一样。

北青报：除了色调不同以往，《气球》的摄影也和之前的作品是不一样的。之前您用的更多的是固定机位去拍摄，让人物在限定的空间中游走，而这次却用了手持摄影。很多评论都称赞《气球》是您突破自己的最好的影片，这次不同的形式是在突破自己吗？

万玛才旦：形式也是内容的一种。这是为不同的内容找到适合的形式，我拍电影没想过去突破或是去创新。

我觉得拍摄形式是跟故事情节的设置，尤其是人物的处境有关联。因为影片女主人公卓嘎处在一个非常焦虑的状态，她的内心是充满不安的，具有焦躁感。所以，这个人物用固定镜头当然也能拍，但是怎么能强化她的情绪和处境，就需要找到一个方法。跟拍手持的形式，加上连续的长镜头，我们觉得特别能强化人物，就好像跟着这个人物进入她的生命，也进入了她的内心一样。我认为这样的方式是比较准确的吧。

北青报：所以，主观镜头也少，很多都是跟镜头。甚至拍摄对话时也没有频繁的对切，而是有很多遮挡的长镜头，或是镜头从一方摇到另一方。这也是体现人物内心的表达？

万玛才旦：对。不同的情景用了不同的方式。影片一开始是用避孕套作为遮挡，透过孩子的视角看成人的世界，但是走到大人跟前的时候，手中吹起来的避孕套就被大人扎破了，这也为后面的情节有暗示吧。

大家谈到最多的情节是，卓嘎去医院找女医生要避孕套以及讨论做绝育手术。话题本身具有一种私密性，这种话题在藏区是不会在公开场合交谈的。卓嘎的内心是害羞的，遮挡的镜头就像是偷窥一样。把一个很私密的，可能具有羞耻感的话题带到了大庭广众之下，她们内心也产生了羞耻感，所以需要靠遮蔽的场景去体现人物内心。

也许西方国家或是中国内地的一些城市的父母，可以很随便地谈论性的话题，但是在藏区就会觉得羞耻。

北青报：所以，您还设置了一个情节，就是在吃饭的时候播放着关于试管婴儿的新闻。

万玛才旦：爷爷代表了传统或者是保守的一方，让孩子立刻关掉电视，这是不能讲的话题。但旁边的男主角跟女主角，会觉得是正常的。尤其是男主角，他认为那是科学。但是，最后当真正面临选择的时候，他还是会站在传统的一面。所以他们每个人物身上都充满了双重性，充满着矛盾和撕裂。

释疑

电影里还有没讲到的故事

北青报：女主角卓嘎的双重性很明显，一方面不敢说避孕套，另一方面又决定去做人流。这算是一个传统女性逐渐自我觉醒的过程吗？

万玛才旦：更像是一个萌芽吧，只是刚刚有了可能觉醒的意识。她肯定是不彻底的，就像鲁迅的小说《伤逝》一样，虽然出走了，但是他们最终还是走不开大的环境。

北青报：所以，影片也有一个出走的段落。

万玛才旦：这是对现实的一种逃避吧。开放式的段落也就在于此，不管女主角是否去打胎，但她都是跟随着具有尼姑身份的妹妹去寺庙里赎罪。身处那样的环境给了她很大的压力，真正的逃避她还做不到，只能是短暂的出逃。她不像医院里的女医生，认为生一个孩子就足够了，女医生有很明显的选择。但是女主角所受的熏陶就不同，她不会那么决绝，因此很纠结。

北青报：可以看出，做尼姑的妹妹也是个有故事的人，虽然您把这条线埋得深了一些，没有交代过细的情节，但基本能知道妹妹经历过什么，仍然是有关女性生育的事情。

万玛才旦：其实，妹妹这条线可以很丰满的，但是我觉得没必要。影片故事主要人物是卓嘎，里面所有人物，包括她的妹妹的出现都是为了凸显卓嘎。卓嘎出于什么样的环境，有着怎样的羁绊，都是可以知道她如果做了某种决定，会是什么结果。因此，姐妹之间形成了很大的参照。

原来的剧本还有一条辅线可以参照，是藏族家喻户晓的寓言故事《和睦四兄弟》。故事是大象、猴子、兔子和鹦鹉四个动物，在一棵结满果实的树旁结拜兄弟，可是它们分不出长幼。于是，它们各自讲谁先来到这里的。大象说它来的时候树已经有果子了，兔子说是树长高但没结果的时候来的，猴子说来这里时树才有树枝，鹦鹉说它来的时候这棵树还只是树苗。很多家庭都会挂这幅画，象征着和谐。所以，原本电影里和这个故事有参照。大儿子江洋回来会和两个弟弟排练这个故事，还少一人，就拉上爷爷来扮演大象，年龄最大的爷爷扮演辈分最小的大象。可惜的是，因为片长这段被剪掉了。

北青报：这幅画在学校的黑板报上有画，动物的对照充满着整部影片。包括男人对应种羊，女人对应一直未生育的母羊。这样的对应，也体现了人的动物性一面吗？

万玛才旦：对，在对话中，卓嘎觉得自己男人就像种羊，那么，羊的世界和人的世界也是一组参照。人们借来种羊生下更好更优的羊，而在人的世界里，生育就要变得克制，这就形成了参照。

北青报：在您的电影中，很多都是以男性为视点人物。可是，我每次都会被女性角色吸引，您在创作的时候有先女性或女性主义倾向吗？

万玛才旦：可能是凑巧吧，正好是碰上了女性主义热潮的年代。当然，主要是现实也是这样，恰好讲述了这样的故事。

文/本报记者 韩世容 供图/气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