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评丨吴昊：此心归处是吾乡

电影《我和我的家乡》剧照。图片来源豆瓣

此心归处是吾乡

——浅谈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中的新时代乡村图景和乡愁书写

文/吴昊

2020年国庆档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一经上映，便在全社会引发了热烈的反响和讨论。电影采用了单元集锦式的故事呈现方法，这种创作模式不仅与中国“散点透视”的古典美学精神有着天然的契合，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向现代人的观影审美期待做出了“妥协”和“迎合”，它有效地避免了同题材电影由于篇幅冗长、情节松散、说理呆板而凸显出来的某些致命性弊病——乏味无趣和言不及义，并开辟了一种能够从多维度、多时空、多线索、多领域来呈现和抒发主题的创作可能性。鉴于此种现实，这种叙述方式能够得以流行，并成为主旋律电影创作的不二选择，实在不足为奇，因为它符合历史的与美学的双重评判标准。当然，电影《我和我的家乡》最成功之处不在于其创作手法的高超和精妙，而是通过笑中含泪，泪中带笑的形式，描绘了新时代辽阔天地下文明富强、幸福和谐、温情美丽的乡村图景，展现了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以后，在党的光辉旗帜之下，中华民族黄土大地之上，故园重生、乡土重建的崭新容颜。

《我和我的家乡》和她的姊妹篇《我和我的祖国》不同，它不再钩沉于历史的宏大叙事，也无意于通过那被尘封的沧桑往事来唤起人们的家国情怀，它把镜头和笔墨都寄托于一群平凡而又伟大的普通人，通过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来书写当下最真实的家乡生活。电影把祖国大地东南西北中的风土人情徐徐展开在大银幕上的同时，亦捕捉到了每一片山川湖泊之上无法熄灭的人性之光以及剪不断理还乱的思乡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影片不是宣传扶贫事业且流于政策表面的政治图解之作，它拉近了现实和艺术的距离，那一场场啼笑皆非的“骗局”看似不可能发生在现实世界，却又仿佛真实地发生在我们的周边，因为真实，电影中的歌哭歌笑能够与观众产生情感上的联动，引发共鸣，我们无法否认，《我和我的家乡》勾连起了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十三亿华夏儿女以及五湖四海血肉相连的同胞们集体的乡愁，它是唱给我们生于斯、长于斯、恋于斯的这一片的乡土的抒情诗，它生动地诠释了一代又一代人“此心归处是吾乡”的集体无意识和民族文化心理结构。

具体而言，影片中五个主题单元分别从不同的侧面展示了新时代的乡村图景：在葛优、张占义主演的《北京好人》这一叙事单元中，新时代的乡村已经摆脱了“看病难、治病难”的生活困境，医疗保险如拂面春风一般吹遍了神州大地。而在黄渤、王宝强等人主演的《天上掉下个UFO》中，导演和编剧打破了以往电影叙事中传统乡村和现代科技二元对立的惯性思维，现代文明的迅猛发展并非是乡土伦理社会分崩离析的始作俑者，它只是一个诱因，如果我们充分利用这个诱因，就能促进故乡文化和经济的转型升级。在新时代的科技浪潮之下，我们的乡土社会实现了“阡陌交通，鸡犬相闻”的桃源盛景，贫困落后的偏远山寨也彻底地摘掉了“地无三尺平”的帽子，在这一片乐土之上、原生态与现代性、传统风俗与电子科技融为一体，一种东方乡土的摩登正在悄然酝酿。由范伟主演的《最后一课》是影片中最催人泪下的叙事单元，它以精妙的镜头语言展现了我国乡村二十余年的发展进程中，教育事业发生的翻天覆地的变化。教育是一个国家长远发展的根本，乡土的未来也要依托于教育的成功。在新时代，现代教育浮出了乡村历史的地表。当我们跟随着影片中老范在风雨中蹒跚的步伐一路前行，几十年前和几十年后，两个场面的轮回闪现在我们眼前，如风驰电掣般飞过时，我们既为这段跨越了几十年的师生之情和一个支教老师初心不改，赤忱依旧的精神而潸然泪下，也乐见于那一座流光溢彩的现代化教学楼屹立于我们无数乡土儿女梦想的起点，二十年后，成年的姜小峰与老范终于相见，当他们执手相看，泪眼婆娑之时，教育事业的光芒已然穿过了那笼罩在小山村上空的重重迷雾，照亮了每一双求知的眼睛。到了邓超、闫妮等人主演的《回乡之路》中，以毛乌素为代表的西北大地不再是一代人心中“故乡落后贫穷之殇”的文化符码，扶贫攻坚、生态治沙使这一片沉沦大地再获新生，从“生命禁区”到“塞上绿洲”，一代又一代的治沙英雄们与漫漫黄沙的搏斗过程彰显了中华儿女“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的崇高精神，而这种宝贵的精神正是新时代乡村图景中最靓丽的风景线。由开心麻花团队打造的《神笔马亮》单元描摹了一幅诗意唯美的新时代乡村图景，在影片中，文艺工作者成为了脱贫攻坚的排头兵，唯美精致的艺术品走下了神坛与农业生产融为一体，更重要的是，无数文人墨客笔下关于乡土乌托邦的想象和记忆似乎在这里也得以激活和改造，土地是中国文明传统的核心意象，劳作的人民和文艺工作者是继承和开拓这一传统的主力军和先锋，他们共同构成了乡土中国的过去和未来，从更深的层面来看，电影隐含着这种延伸的寓意。

在中国的荧屏和银幕上，书写乡土的艺术作品不在少数，而《我和我的家乡》却显得与众不同，无疑是出类拔萃之作。这不仅仅是因为它是主旋律化的艺术传达，也并非只是得益于其悲喜交织、笑中含泪的艺术风格，更是因为其展示了一个不一样的新时代乡村图景，书写了不一样的现代性乡愁。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在世纪末的颓废情绪和现代文明与传统社会二元对立思想的侵蚀下，不少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袭了沈从文笔下的乡土挽歌传统，他们悲哀于传统宗法体系的轰然崩塌，伤怀于民间风俗的流云飞散。在他们的笔下，故乡不再是“过春风十里，尽荠麦青青”，只剩下现代性浪潮席卷下的“废池乔木”。他们的见解和忧虑有一定的合理性，也确切地揭示出了现代化的某些病症以及中国现代社会“传统文明正面临重重危机”的现实境况，但是他们忽视了中国乡土文明走向现代化以后能够焕发出新的蓬勃生机的可能性，正如学者罗雅琳所言，在当下的中国，我们要把“农村社会的变迁不是看成‘伤逝’，而是看成可能的机遇”。文艺创作者要抛弃过往“予怀怆然，感慨今昔”的乡愁视角，不要“受缚于一种关于农村的道德化视野，因而削弱了对于农村真实情况的把握能力”。电影《我和我的家乡》书写乡愁的方式正是跳出了过往的藩篱，才能够正确地把握当下农村的真实情况。影片中每一个思乡者的乡愁都扎根于他们对过往生活的那片土地的热爱，而绝非出于对传统和现代二者割裂的忧思，身处异国他乡的老范，忘记了自己的子女，忘记了亲情和爱情，却唯独还记得二十多年前自己在小山村为孩子们上过的最后一堂课，与其说是忘不了那一片支教的初心，不如说是忘不了祖国家园的黄土大地。影片中，他在儿子和学生的帮助与“欺骗”下，重温最后一课，当他要在黑板上写下“我和我的家乡”的时候，他先写了“乡”字，再准备写“家”字时，他忘记了“家”字怎么写？他已经忘记了自己的小家，忘记了自己的家人，心中念念不忘的唯有二十年割不断的师生情和那一片浓浓的思乡之情，所以他又怎么还记得“家”字如何写呢？已经走出山区，发家致富的乔树林，也正是因为对故园的依恋，对高妈妈养育之情的回报，把自己的青春和财富都挥洒在了这一片土地，这是一种新时代的乡愁——此心归处是吾乡，因为乡愁，所以他们把自己献给了故乡。

《我和我的家乡》这部电影已然落幕，但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与新时代乡村的故事依旧还在延续，电影中所传唱的乡愁亦不会随风逝去，它会在今后无数的文艺作品中凝结成不谢的艺术之花，芳香永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