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默的羔羊》，第一惊悚片，我依然首推它

在整个奥斯卡奖的历史上，只有三部电影包揽过最重头的五项大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剧本——

《一夜风流》、《飞越疯人院》和《沉默的羔羊》。

的确，《沉默的羔羊》甫一上映，就被整个世界视为经典。

它霸占了北美票房榜的冠军位置整整五周；作为一部在二月份上映的电影，它在次年三月份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夺魁，这在今天根本无法想象；

它成了斩获奥斯卡最佳影片大奖的寥寥几部恐怖/惊悚片之一，而两位主演朱迪·福斯特与安东尼·霍普金斯的表演，也永久地留在了人们心中。

然而，作为一部恐怖经典，《沉默的羔羊》的成功，正在于它对套路的打破。

它的故事是由人物而非事件驱动；它的视觉风格打破了常规，让人不寒而栗；它的视点颠覆着人们习以为常的性别秩序；而它对正与邪的看法，也十分模棱两可。

这些突破，既是它成为杰作的原因，也是使它后无来者的缘由。

今天，就和大家聊聊这部恐怖经典——

《沉默的羔羊》

一

作为一部侦破连环凶案的电影，《沉默的羔羊》打破了一系列的叙事规则。

它充斥着节奏迟缓的对话戏，比起案件的外部发展，它更关心的是角色的内在心理。

片中核心凶案的凶手“野牛比尔”及其受害人，直到影片开场近半个小时才初次露面，而这个逍遥法外的罪犯甚至不是片中最大的反派，比他更吓人的罪犯汉尼拔博士，反而被囚禁在牢笼之中。

这样的叙事设置，其实非常冒险，需要扎实的剧本和精彩的表演，才能让观众投入到故事中。

然而《沉默的羔羊》恰恰拥有着扎实的故事，因为它改编自托马斯·哈里斯的同名畅销小说，而饰演联邦调查局（FBI）实习探员克拉丽斯和变态杀手汉尼拔博士的朱迪·福斯特和安东尼·霍普金斯，更是为两位主人公注入了灵魂。

虽然有着强势的外表，但克拉丽斯与汉尼拔都是在各自的环境中，处于脆弱位置的局外人。

克拉丽斯的处境，是由她的性别与童年经历造成，作为一个来自小城市的孤儿，她缺乏自信，而作为一个身处男性主导环境的FBI实习探员，她的性别，又让她像是一只被困在狼群中的羔羊。

幸好克拉丽斯拥有着足够的勇气与智慧，在汉尼拔的帮助之下，她侦破了凶案，证明了自己。朱迪·福斯特将这个人物的勇敢与脆弱，都演绎得入木三分。

至于汉尼拔的困境，则是由他自己造成。

他是一个反人类、反社会的连环杀手和食人者，但即便是这样一个恶魔，也会受困于缺乏知己的孤独。

克拉丽斯的美丽外表，唤醒了他对异性尘封已久的热情，但真正让他对前者倾心相助的，却是他们二人在某种程度上的同病相怜。

两人都一直无法被身边环境所接纳，而克拉丽斯对汉尼拔在智力层面的尊重，满足了汉尼拔的自尊和虚荣心。

在两人相遇之后，汉尼拔便像一个扭曲而怪诞的白马骑士一样，守护着克拉丽斯的破案历程；但汉尼拔在影片结尾处的成功越狱，也终究会困扰克拉丽斯的心灵——当你距离深渊太近时，该怎样应对回望着你的深渊？

安东尼·霍普金斯的表演，同时表现着汉尼拔博士的优雅与猥琐、魅力与恶毒、骇人与幽默。他杀掉了对克拉丽斯不敬的狱友，因为那种行为“有失体面”，然而他却克制不住自己对克拉丽斯和女参议员的龌龊调侃；

他像一个莎剧主人公一样，念白掷地有声，但他带有戏谑意味的声线，却像是女星凯瑟琳·赫本与同性恋作家杜鲁门·卡波特的结合体。

正是霍普金斯富有层次却又充满矛盾的表演，塑造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经典反派，你不知道应该鄙视他还是畏惧他，只知道自己终生都不会忘记他。

二

《沉默的羔羊》在视觉上也同样大胆：它打破的是多数电影都遵循的“第四面墙”原则，即不让演员直视镜头。

在本片中，包括联邦调查局上司、监狱狱长、汉尼拔和“野牛比尔”在内的所有人，都在不停地直视镜头，只有一个人拥有着不必直视镜头的豁免权，那就是我们的女主人公克拉丽斯。

导演乔纳森·德米为什么采用了如此激进的视觉策略？或许他是想让我们更直观地体验克拉丽斯在电影中的处境。

作为处在男性主导环境中的极少数女子之一，克拉丽斯需要不停地面对来自周遭男性的目光。尽管它们之中带着垂涎、轻蔑、威吓或是阿谀奉承的不同感情，但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质：极其让人不舒服。

通过这种独特的镜头语言，德米让观众设身处地地体验到了一位处在由男性主导的工作环境中的女子的感受；如果德米尚在人世，或许他会成为反性骚扰宣传片的最佳导演人选。

除去对性别秩序的批判之外，德米的第一人称视觉策略，也让整部电影的惊悚程度提升了一个档次。在那个角色扮演游戏（RPG）的逼真程度相对有限的年代，《沉默的羔羊》用主观镜头，切实地为观众制造出了身临其境的感觉。

虽然我们知道自己受着银幕的庇护，不可能受到任何伤害，然而当我们循着克拉丽斯的视角，走入“野牛比尔”堆放着一张张人皮的地下室时，当我们透过毫无遮蔽作用的透明玻璃，与汉尼拔凶恶的目光相汇时，我们仍会情不自禁地感受到颤栗和恐惧，而这完全要归功于德米反传统却直接有效的视觉语言。

三

《沉默的羔羊》对连环杀人犯有着精确而细致的描绘，这是因为2017年的大热美剧《心灵猎人》的原著作者——FBI探员约翰·道格拉斯，为影片提供了技术性帮助。

像汉尼拔这样的高智商连环凶犯，往往有着强烈的控制欲，他们不会按照别人的规则行事，而是会自己确立一套规则，让他人跳进圈套，然后像闻到血腥味的野兽一样，探测对手的弱点，制定相应的策略，最终将对方生吞活剥。

我们无法从汉尼拔的身上获取认同与宽慰，因为他对人类这个物种缺乏同理心，并且道德意识完全缺失，所以即便是在他的帮助之下侦破了案件的克拉丽斯，也终究是被他玩弄于股掌之中。

但我们又能否从电影中的“好人”那里获得认同呢？似乎也不能。

克拉丽斯的上司克劳福德，为了争功夺名，不惜向汉尼拔提出虚假条件；而克拉丽斯本人，同样参与到了克劳福德策划的这个蹩脚谎言当中。

至于汉尼拔的主管医师契尔顿，更是一个沽名钓誉并且油腻好色的伪君子。所以当“野牛比尔”被抓获后，我们在联邦调查局的庆功宴上，甚至会感受到深深的困惑。

无论在克拉丽斯还是在克劳福德身上，我们都无法寻得可靠的道德落脚点，而这或许会让我们在暗中思索——

汉尼拔式的反社会反人类变态想法，真的是毫无道理的吗？当表里不一的伪善和精致迷人的邪恶并列在一起时，我们会被何者所吸引？

在道德层面上，无疑是前者更容易被接受，然而从美学角度来看，却无疑是后者要更加诱人。

汉尼拔的魅力，正在于他在邪恶之中暗含的直率与坦诚，与利用超群智商来实现极端欲望的他相比，在种种妥协中委曲求全的社会人，实在太无趣，也太不酷了。

《沉默的羔羊》的危险之处，正在于它对反社会思维的如实表现，但它又从未忘记对这种思维的危险与恶毒加以提醒，这也让它成为了一部层次复杂的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