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色的“脱口秀”为何如此火爆

中国“脱口秀”：

冒犯、共鸣与情绪纾解的共构

文/孔德罡

发于2020.10.19总第968期《中国新闻周刊》

时间回到2017年，刚在综艺领域崭露头角的笑果文化开始录制《脱口秀大会》第一季——此时整个制作团队都处于茫然的探索时期。之前《吐槽大会》的成功，有赖于美国“喜剧中心”所开创的经典节目形式，除此之外，世界范围内并没有其他成型的“脱口秀”综艺模式可供笑果文化参考。因此一开始，《脱口秀大会》的赛制就有毫不严肃、随意更改的特点，它的第一季就像笑果公司内部的联欢会一般松松垮垮，朋友们相聚在一起，有段子就上，没段子就做观众，节目一直到第四期才把赛制确定下来。当时也许很难料到，三年之后的《脱口秀大会》第三季已经是全网最受关注的语言类综艺之一。

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脱口秀”已经成为当代青年群体最易接受和传播的语言喜剧形式。以美式“单口喜剧”形式为表演基础，以五分钟为时限，以现场聆听观众的投票为依据，以严苛的选秀竞赛为流程模式的“脱口秀”综艺，完全是从中国大陆的语境内部独立发展出来的，世界范围内鲜有其例，以至于“Talk Show”（脱口秀）这一更宽泛的、更贴近综艺形式的名词，取代了“单口喜剧”成为这一表演形式的代称。在美国以剧场、酒吧、开放麦为场域的单口喜剧，在中国已经蜕变为了一种与综艺、网络和竞技无缝融合的，既不是单口喜剧又不是脱口秀的怪物——就像王建国曾经告诫过同行，“脱口秀和单口喜剧是两个东西”。

当代中国对于“脱口秀”的理解，不再是早年间的“栋笃笑”“海派清口”，也不是美式的“周末夜现场”“囧司徒每日秀”，甚至也不是成为不少城市白领夜间生活重要选择、一票难求的“线下开放麦”，而是一种要求有喜剧效果的综艺节目形式的“广场演讲”：每一期《脱口秀大会》的播出都伴随着输出观点和价值观的段落被剪辑成短视频登上热搜，为喧嚣的中文网络讨论空间提供新一轮的水花与流量——这种中国特色的“脱口秀”，甚至比传统的电视辩论、演讲比赛更贴近于古希腊剧场里、古罗马市民广场上的古典“修辞术”的范畴，一切都离不开精致细微的技巧与结构、讨好受众的价值观输出，以及对批判性情绪的操纵和煽动。

《脱口秀大会》看似主题和讨论内容非常自由，也的确出现了一些形式和内容都很鬼马放飞的作品，但隐藏在节目操演逻辑里的内核依然是“吐槽大会”，只是吐槽对象从娱乐圈改换为普通人的日常：无论每期节目是什么主题，大多数演员都还是在寻找日常工作与生活中能够激发受众愤怒、不解和无奈情绪的“靶子”，以对事件和现象的吐槽和负面的情绪来输出观点，成为超越地域、行业、阶层等一切限制的观众“代言人”。对于工作的厌倦，对加班的厌恶，对于老板的负面情绪，作为乙方对甲方的愤怒与无奈，对于掌握权力者的不满，对于某些社会现象的疑惑与质疑……在这个“生活吐槽大会”的操演逻辑里，喜剧性实际上是退居二线的，攻击性（“冒犯”）和对大众负面消极情绪的抒发占据了更加重要的位置，“好笑”的评判标准逐渐让位于情绪的“共鸣”。

这些脱口秀演员们必须从理性角度精心设计自己的观点和形象，从而让观众感受到“他是我们中间的一分子”。演员小块在两期节目中遭遇的不同待遇可以说明问题：第一期，他以“拆二代”的自嘲形象出现在观众面前，尽管表达出自己比观众都有钱，但他极力演出的“钱都是大风刮来的”“我本质上还是一个穷人”的亲切感，拉近了他的人设与观众的距离，用精心设计的人设反差获得了观众的喜爱；然而第二期，他在婚姻话题中以妻子作为调侃的对象，尽管段子质量依旧不错，但台下的大多数女观众都颇感不适。更重要的是，在反复吐槽妻子的过程中，他无意识透露出来的对自我的“高看”破坏了他上一期所营造出来的“自嘲”形象，与观众的距离被再次拉远——“有钱人的烦恼与我无关”。

由此，当今观众对于情绪“共鸣”的需求，已经超越对脱口秀本身表演个性的需要。与其说互联网的传播力量促使年轻一代人的笑点和审美日渐扁平和“趋同”，不如说脱口秀从业者们寻找到了有针对性的、更加阶层固化的情绪共鸣方式。脱口秀演员往往都是半路出家，他们在成为全职喜剧演员之前的职业背景本来应当是非常丰富的创作素材，在早期的《脱口秀大会》上，我们可以看到大量程序员出身的演员讲述他们的工作趣事，如昙花一现的程序员代表韦若琛、“脱口秀大王”庞博、出道时带有程序员和金融精英双重人设的呼兰，但这样的表演存在一定行业和专业门槛——过分强调具体行业内容，逼迫脱口秀演员以不强的阅历维持“人设”，让脱口秀演员充当人生导师的角色，沉迷于心灵鸡汤和其“故作哲理”的呈现，往往会破坏喜剧应有的氛围与体验。

为实现更加普遍的情绪共鸣，演员们对于工作趣事的讲述和对日常生活现象的抨击开始逐渐空疏和笼统，吐槽对象从具体的行业现象和内幕，改换为更加共性的“加班”“坐地铁”“等外卖”等符号化的刻板印象。一种说法认为这种现象是脱口秀演员之前的工作经历已被挖掘殆尽，缺乏新的生活经验所致，但是另一个例子做出了其他解释——这或许是演员们的有意选择，第三季毫无争议夺冠的王勉，在一场表演中吐槽职场人士每天都要做PPT而引发了普遍共鸣，类似“我不想上班”这种强调受众在情绪上共性的表达更加能够引爆观众的情绪。一个“愤怒”的脱口秀演员，如果其观点被观众认同，那么对情绪的煽动力量是难以估量的，因此极力打造能够激发“共鸣”的共性内容，成为当前脱口秀创作的必然选择——尽管这导致演员的创作逐渐脱离真实生活，更多成为一种替观众抒发负面情绪需求的直接满足。

也许，在分析当前中文互联网语境下“脱口秀”综艺节目的火爆时，我们有必要跳出这一座被无限的情绪共鸣和引导所遮掩住的“信息茧房”：在《脱口秀大会》为普通人代言，辅助观众疏解日常生活中的负面情绪的外衣下，实际上是对当代城市青年白领阶层的精准打击和观点贩卖，节目越脱离喜剧形式走向价值观和观点的输出，同时也越发远离和推开另一些没有网络话语权的圈层群体。

那么，最终“釜底抽薪”的问题是，就像李诞近年来最为精彩的一段有关救猫还是救画的单口喜剧表演，是发生在辩论综艺《奇葩说》上的那样，中文互联网语境下的这个脱胎于单口喜剧，被叫做脱口秀，却既不是单口喜剧又不是脱口秀的怪物，恐怕只是一个虚空的能指，它是完全可以被其他新事物所取代的，它没有找到独属于“脱口秀”艺术本身的自律性的东西。我们身处一个对一切事物都要求意义，要求价值和观点的时代，我们对于千百年前雅典和罗马的“广场表达”有着无限的热忱，任何艺术和表演形式都要创造出一个景观式的观点表达空间，让我们将任何有关理性的、无关理性的语言表达，都加速推进为一种对意识形态修辞术根深蒂固的模仿——有可能发生的未来是，无论中国特色的“脱口秀”能够发展到多么火爆的程度，它都只会是一种观点表达和情绪抒发的渠道，而非“脱口秀”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