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记忆中的琐碎演出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0年第41期，原文标题《我记忆中的琐碎演出》，严禁私自转载，侵权必究

突然发现自己很难接受一些老乐队的改变，却很容易接受新乐队所带来的视听体验。究竟是自己变了，还是审美变了，还是摇滚乐变了？

主笔/黑麦

华东（高源 摄）

一

1999年的最后一天，三里屯南街的17酒吧里播放着巨大的音乐声，那是来自英国“治疗”（the Cure）乐队70年代的后朋克作品，年轻人聚在这里抽烟、喝啤酒、聊音乐。晚上9点的时候，一个名叫PK14的乐队登上舞台，吉他手背对观众演奏，戴着眼镜的主唱反复地唱着一句“让我烂掉吧”，像是对垮掉一代的致敬。鼓手的眼神中有些不安，演出结束后，他点燃了一支香烟，低头走下舞台。这个乐队的鼓手名叫华东，三年后，他组建了自己的乐队，并取名为“重塑雕像的权利”。

重塑的第一次演出是在成都小酒馆，华东说，那场演出是乐评人严峻帮忙联系的，“因为在北京，似乎找不到愿意接纳我们这种奇怪乐队的场地，我们谁也不认识”。2009年，重塑发了张唱片，我在鼓楼的现场看到了几百个随着音乐节奏点头的脑袋，齐刷刷地接受着哲学式的后朋克的洗礼。

他们的音乐整洁、有力、偏执，主唱的唱腔诡异，起伏的音乐有些锋利；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轮廓分明，像是在用乐器完成一种仪式。那一天，重塑的音乐给我带来的震撼是空前的，简单地说，别的乐队唱的都是歌，而重塑唱的是音乐。很多年后，英国的《Q》音乐杂志点评道，他们的音乐重新定义了“marching music”。华东觉得乐评人说的不是德系音乐，而是一种进击的、行进式的、具有压迫性的音乐。2009年，重塑无疑是现场之王，他们所到之处，站无虚席，在歌词里，他们有了更明确的思考。

采访的时候，华东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年，我们乐队受邀去喀布尔参加音乐节，我当时觉得人生中可能很难有机会抵达阿富汗这样的地方。当时对方说，演出的场地是一个绿色地带（Green Zone），属于北约，只要不走出这个地方，就不会遇到恐怖袭击，或者地雷。在和家人商议之后，我们决定出席这场演出，但就在我们动身之前，主办方发来邮件，说这个安全区被炸了，有人员伤亡，出于安全因素的考量，取消了这场演出。我当时觉得挺可惜的，尤其是没有让遭遇战火纷飞的当地妇女儿童看到我们的演出。当然，我不是在讲我们的演出有多值得他们去看，我只是觉得在那样的地方，居民能安安全全地坐在一起，听听音乐，甚至还能发出会心一笑，可能是件挺好的事。总之这个演出就这样取消了，后来我就根据这个背景写了首歌《Sound for Celebration》。”

华东的另一首歌名叫《Pigs in the River》。这首歌的翻译可以很直白，取材也很荒诞，据说是某天华东在新闻上读到了“黄浦江死猪漂流事件”的相关报道，于是写下这首作品。关于这首歌，他没有做过多的解释，我们却能在音乐中听到克制又富有攻击力的律动，像极了一个荒谬的当代艺术装置。

二

2012年，《三联生活周刊》在尤伦斯做了一场“思想广场”的活动，五条人乐队也参加了这次演出。那会儿，仁科还不太讲话，他用普通话夹杂海丰话来演绎民谣，唱的内容往往来自他们熟悉的县城生活的记忆碎片，或是一段故事，或是对南粤的某种感叹。这支从2003年便开始用方言记录乡野的组合，用吉他、手风琴，懒洋洋地唱出广东土著的市井生活。

那一天，他唱的歌大多来自新专辑《一些风景》，印象中，他们在一首歌中唱了“两个国民党的家伙”“上海的大官”这样的歌词。同台演出的刘索拉带来了她的朋友——《教父》的导演科波拉，他对五条人的评价是，像爱尔兰民谣。

我对《县城记》这张专辑的印象深刻，第一次听的时候，我觉得他们就像广东的野孩子。那张专辑唱片封面像是一个古老的信封，音乐像是一封从未想过要寄出的信。印象比较深刻的歌是《倒港纸》，这首歌改编自Tom Waits的《Cold Cold Ground》，唱的是古巴来的表叔公，不住地问，你有没有港币呀？再问，你有没有美金呀？问到最后，几种钞票在脑海中已经没有了钱的符号，只是一张张飘零的纸屑。

我一直觉得五条人的名字起得好，五是“天人五衰”的五，条是“条友”，是广东话里对熟人和仇人的蔑称，与此同时，还给人一种无力感，像是从蒸笼中取出来的、耷拉着的粉肠。

在《乐队的夏天》的舞台上，五条人是一支特立独行的乐队，他们把红线看得很清，底层逻辑也运用得很自如，他们不想像其他乐队那样“听话”，不想乖乖成为一场游戏中的棋子。我很清楚为什么很多人喜欢五条人，也理解那些不喜欢五条人的想法。专业乐迷里的王硕说，五条人就是一支有文化的广东朋克乐队。

约五条人采访时，很困难，经纪人张晓舟说，干脆来阿那亚采访吧，顺便来看他们的演出。我和本期的特约摄影师高源就赶往阿那亚，到了才被通知，采访要往后推了。等到第三天的时候，高源给我发来一个微信，说：“这种等待太焦虑了，我上一次遇到这种情况是在6年前，在印度拍摄法王。”好在演出结束后的采访还算顺利。

专程来看五条人音乐现场的人很多，但当仁科和阿茂唱歌时，却很少听到有人跟着唱，或只是在一些歌的高潮段落应和两句。我不清楚人们到底喜欢五条人的哪一条灵魂，只是觉得摇滚乐的舞台突然变换了方式，十年水流东，十年水流西啊。

三

故宫西门的老What酒吧扩建之前只有十余平方米，屋里站上十几个人已是满满当当，酒吧尽头的那个两平方米见方的水泥舞台，是“80后”新生代的发源地，Carsick Cars、Joyside、后海大鲨鱼等乐队大多诞生在这里，这是他们最初始的舞台。后来乐队辗转到D-22酒吧，在那里，印象深刻的是每晚的醉酒，以及Carsick Cars演出时，人人纷纷扔上舞台的中南海香烟。

今年的《乐队的夏天》，录影棚的专业乐迷席位于二楼，那个俯瞰的角度类似于D-22酒吧的二楼。Carsick Cars演出的时候，我全程站起，似乎当年不断重复的鼓声一直徘徊在我脑海中，我依稀想到了当年听到这首歌时年轻、狂热的现场，一小群享受着秘密的快乐的人，陷入了一种原始的情绪，那种属于边缘的亚文化，似乎总是保持着叛逆的地下状态。听到这里时，我再也忍不住眼中的泪水。

突然发现自己很难接受一些老乐队的改变，却很容易接受新乐队所带来的视听体验。究竟是自己变了，还是审美变了，还是摇滚乐变了？在录制现场，我会被康姆士乐队一句简单的“如果我，我是说如果我”所打动，也会对某些乐队的浮夸表演感到厌倦。如果耳朵只是喜欢新鲜体验的话，那么摇滚乐是不是关于一场青春的骗局？乐队和独立音乐是一种特有的时代符号，不过今天的嘻哈音乐、舞曲，似乎都可以轻易取代乐队，因为他们更容易妥协，更容易回避现实的城市，更容易终止荷尔蒙的冲突以及内心的挣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