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花木兰》：挪用东方故事的西式女性主义表达

□蒋峰

作为一部好莱坞瞄准东方题材的重量级大片，映前备受期待的迪士尼公司2020年出品的电影《花木兰》，映后却表现平平。

在东方语境中，花木兰作为中国家喻户晓的历史传奇人物，其替父从军、征战沙场、载誉而归、卸甲尽孝的故事，彰显出人物的忠孝和勇敢。不同艺术形式的传统文本，均意在借女子“弱”的审美意象，来凸显人的内在精神的崇高和自身潜能的巨大，从而激励更多的人效仿随行。然西方语境似更看重花木兰女性意识的觉醒，故而这部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便讲述天生具有强大“元气”却只能自我压抑的花木兰，通过替父从军的契机，于严酷惨烈的战争中激发出本真的生命意识，继而实现自我解放与救赎。换句话说，该片在主题立意上更倾向于对西方文化中常见的自我个体生命意识的抒写。

其实，花木兰的女性身份恰与西方文化中较为注重女性主义表达的创作习惯相吻合。该片在真人化改编中格外强调对女性主义的深刻指涉，尤其是巫女（巩俐饰）一角的增设，更显此内涵。片中，巫女法力强大，帮助柔然统帅攻城破寨，诱捕北魏皇帝。其本为北魏子民，之所以背叛投敌，乃是其与生俱来的强大“元气”，不为世人认可，并被妖魔化后驱逐出境，四处颠沛流离，因对北魏的愤恨走入极端。但在两军对战的一场戏中，女巫抓住孤军深入的花木兰时，并未置其死地，无疑又暴露出其并非弑杀成性的柔弱一面，也显示出其对同为女性的花木兰抱有极大的同情心。因为，花木兰的身上也映照出巫女自己的影子；在花木兰困于隐藏在虚假身份中无法展现真正自我时，她便劝说花木兰寻回真实自我以发挥强大潜能。

但另一方面，巫女对女性命运的悲观看法又与坚毅展现自我潜能的花木兰不一样。当她掀起反叛大旗，且计谋得逞，端坐皇位之上时，却看到花木兰被委以重任、率军救主，其偏颇的执念瞬间瓦解。最终，她在花木兰遭遇危险时毅然用生命拯救这个没有重蹈自己覆辙的女孩，进而与社会达成和解，也救赎了自己背叛祖国的罪行。

影片着力刻画花木兰、巫女两位女性角色：花木兰作为一个深受性别压制的不凡女孩，其利用自己的忠勇睿智和超越男性的表现，赢得社会对女性的尊重；巫女作为一个不被世人接受的女性，其渴望借强力的报复以实现对他人的惩戒以唤醒世俗的无知。显然，这较为契合女性主义电影惯常表达：通过摆脱女性作为男性附属物和视觉快感对象，展现出女性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潜能，继而再现女性的银幕创造力和主导力。

迪士尼版的《花木兰》亦让人看到好莱坞电影对中国题材的把握，自觉不自觉地带有一种有意挪用却无意求真的创作成见。影片将花木兰与众不同、强于男儿的生命特征，归于身体内在的“元气”。实事求是地说，“气”确在中国人的生命哲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如庄子的“人之生，气之聚也”（“气”作为一种生命特质，能运化万物）。但《花木兰》一片中同样具备强大“气”的巫女，竟能利用“气”随意地变换身形，人鹰不分且多寡互成，便有随意编造的魔幻之嫌。不过，对“气”的妖魔化呈现，毕竟能从感官上给西方人带来惊奇的观影体验。再者，从史实上看，南北朝时期北魏的花木兰是不可能住在中国南方的筒子楼建筑中的。但对西方的创作者而言，这似乎不太重要，重要的是筒子楼的建筑更符合西方人对中国人大家族生活观念的想象。

概言之，迪士尼版的《花木兰》并未完成中国人对传统花木兰题材的心理期待。实际上，在当代国人的审美意识中，各类国产古装片中令人眼花缭乱、高超精湛的武打技巧和气势恢宏、壮烈悲惨的战争风貌，以及逼入绝境又能力挽狂澜的人物精神意志等，都是不可或缺的。而在武打技巧、战争风貌、精神意志等各方面都浅尝辄止并追求一种“轻量化”意象表达的《花木兰》，自然难以引起观影群体的心灵振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