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建章：从“超生游击队”到“不生游击队”

在1990年中央电视台元旦晚会上，宋丹丹和黄宏主演的小品《超生游击队》讲述了一对躲避超生检查的农村夫妇在城市街头流浪的故事。这个小品以超生家庭为取笑对象，丑化那些为实现生育意愿而被迫颠簸流离、含辛茹苦的底层民众。 三十年过去了，最近，由梁建章和孙天旭主演的小品《不生游击队》描述了另外一番情景：当年的超生夫妇所生的四个女儿均已长大成人，并且都已参加工作：大女儿“海南岛”在一家酒店当经理，二女儿“吐鲁番”是技术员，三女儿“少林寺”当导游，四女儿“北戴河”在一家公司当经理。然而，大女儿只生了一个小孩就不愿再生了；二女儿34岁了，连一个孩子也没生；三女儿和四女儿都是尚未结婚。

点击查看 梁建章编剧并出演小品《不生游击队》完整视频

从当年的“超生游击队”到今天的“不生游击队”，三十年间，中国人的生育意愿和生育率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0年中国的生育率为2.71，而2019年的生育率虽然还有1.47，但如果扣除二孩生育堆积效应，自然生育率仅为1.1左右，不到1990年的一半。 为何如今中国的生育率如此之低呢？这是因为中国人生育和抚养孩子的成本过高。

具体来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中国大城市的房价收入比偏高。比如，根据《2019年全国50城房价收入比报告》的数据，深圳房价收入比是35.2，也就是说，对于深圳的普通市民来说，不吃不喝，平均需要35.2年才能买得起一套房子。上海、北京的房价收入比分别为25.1和23.9。高房价极大地压抑了城市夫妇的生育意愿。

第二，中国的育儿成本过于高昂，原因可能是中国人特别注重教育，除了孩子的衣食住行之外，具有中国特色的应试教育迫使家长不得不花钱上各种课外培训。在一个典型的中产家庭，养育一个孩子平均每年的花费是3万元，从出生到18岁就需要50多万元。在一二线城市，育儿成本更高。比如最近媒体报道，据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与人口发展研究所的调查研究，在上海养个孩子从出生到初中要花约80万元，堪比发达国家抚养一个小孩的成本。然而中国一二线城市的白领工资还不到发达国家的1/3。而且，在中国养育孩子，还面临严重的看护困难。相对于其他国家，中国的托儿所奇缺。据原国家卫计委2015年的调查显示，0—3岁婴幼儿在各类托幼机构的入托率仅为4%，远低于一些发达国家50%的比例。

第三，中国女性参加工作的比例高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许多职业女性面临要升职还是要生孩子的两难选择。在职场上，女性被要求和男性付出的一样多；而女性在生育和家务的角色上，社会也要求女性付出更多。女性的高工作率加上托儿所奇缺，使很多双职工家庭担心无人看护小孩，从而压抑了这些家庭的生育意愿。

第四，城市化（或城镇化）水平的提高。1990年中国城镇化率仅为26.41%，2019年提高到60.6%。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都存在一种普遍情况：农村生育率较高，城市生育率较低。原因是，城市居民抚养孩子的成本普遍高于农村居民。随着城市化水平的提高，生育率将持续走低。 综合以上几点，可以说，在中国养育小孩的痛苦指数可能是全世界最高的。这也是中国人的生育意愿极低的重要原因。

从2017年到2019年，全国出生人口已经是三连降。尽管国家卫健委至今仍未公布2020年上半年的全国出生人口数据，但个别地区卫健委发布的今年前几个月的数据均显示出生人口同比明显下降。比如，宁波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宁波市户籍人口共出生17945人（含补报768人），同比减少4275人，同比下降19.24 %；黄山市卫健委发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1-7月份，黄山市出生人口6766人，同比减少1374人，减少比例达16.88%。由于二孩生育堆积效应减弱以及育龄妇女数量下降等原因，2020年全国出生人口四连降已经没有悬念。 避免出生人口跌跌不休的唯一办法，是大幅提升生育率，但目前可预料的几乎所有因素，比如进一步城市化、教育水平提升、生育年龄推迟、育儿竞争白热化无一不在进一步挤压本来就极低的生育意愿。不要说提升生育率，未来能维持生育率不再继续下滑就算幸运了。但即使中国能够幸运地将生育率维持在1.1的水平不再下降，相对于2.1的更替水平，出生人口会以每代减少48%的速度萎缩。

尽管中国的近邻日本、韩国等国也与中国一样面临低生育率危机，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中国现在仍然限制生育，日本、韩国等国早已出台了大力鼓励生育的政策，并且鼓励生育的力度不断加大。比如，以菅义伟为新首相的日本政府表示，作为少子化对策的一环，将从2021年开始向新婚夫妇发放60万日元（约合人民币4万元）的补贴。此前的政策是，政府为新婚夫妇提供30万日元的补贴，但需要双方年龄在34岁以下，且家庭年收入在480万日元以下。从30万日元到60万日元，补贴翻了一倍，新政的便利之处不止在于此。从明年开始，日本政府还将进一步放宽条件，年龄放宽至39岁以下，家庭收入也放宽至540万日元以下。

面对今天的低生育率，我们要感谢当年的“超生游击队”，因为如果没有“超生”，中国现在的人口老龄化会更严重，经济会更低迷，养老体系会面临更大的压力。正是多孩家庭用自己的艰辛养育了更多的孩子，为养老体系提供了更多的支撑者，为民族保持了更多的元气和活力。 要提升今天的“不生游击队”的生育意愿，除了需要尽快全面放开生育以外，还需要出台各种减轻养育家庭负担的政策，比如经济扶助，对高收入家庭通过孩子人头抵税的方式减免个人所得税，对收入较低的多孩家庭则直接发放现金补贴；并且，政府有必要直接或者牵头兴建大量的幼托中心，提供免费的托儿所和幼儿园，解决育龄家庭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