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声《搭档》郭启儒退休 62年调入李文华准备让他给侯宝林捧哏

《搭档》一书由著名曲艺理论家、作家高玉琮先生主编，曲协主席姜昆担任顾问并亲自撰写序言。书中详细介绍了23对相声名家搭档的艺术经历和成果。内容详实生动，有很强的资料性和趣味性。

高玉琮先生曾是《今日头条》知名创作者，发表过很多相声、曲艺方面的理论和趣闻史实。我有幸结识高先生，私信、微信交流颇多，受益匪浅。高先生于去年10月24日不幸逝世，周年忌日将近，陆续转载高先生最后的大作，也算是对先生的深切怀念吧。

书中有关相声搭档的文章分别为演员本人或熟悉演员的业内专家执笔。本篇介绍侯宝林郭启儒两位大师的文章是由沈之骅先生撰写的。

1941年,已经在天津卫火了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还是兜里没钱。您要问为什么,别忘了常宝堃的那段《牙粉袋》里说的------物价一会儿一涨。它涨你可不涨,俩人还是每个月一百块伪币的包银,根本不够挑费。情急之下俩人找到了园子老板。可是您猜怎么着,平时指着你挣钱的时候,老板总是客客气气,一嘴的江湖道义,今天你找人家多要钱来了,人家就一句话:“哎均,这可不行,您二位来的时候咱们订过合同,就这个价,合同没到期,涨不了。”

得,二人碰了一鼻子灰,垂头丧气地回来了。园子涨不了包银,就得找别的路子。那就只能多赶园子,每天活得那个累啊。累归累,看到每天能多挣点钱,侯宝林和郭启儒心里还是很高兴的,毕竟日子能好过些。直到1942年的下半年,二人进了商业电台,连说相声带报广告,一天八十分钟，每个月的收入总算是高了起来,稍稍富裕了一点。
转眼间一年过去了,已经在天津干了三年的侯宝林和郭启儒越来越忙,除了在电台播音,每天还要在燕乐、大观园、天宝、玉茗春等几家园子里赶场。就在生活看上去日趋稳定逐步好转的时候,新的厄运又在等待着他们。

就在1943年,日本强盗的铁蹄仍然在中国的土地上践踏。每次强化治安之后,物价都要飞涨,不少物资被控制,限量供应。比如百姓生活中需要的煤炭就被实行了限供制度。侯宝林和郭启儒在这里找着包袱了,不久就编出了一段针砭时弊的相声。他们是这么说的:

“澡堂子也没有煤啊。怎么办?烧棉花籽吧。

那棉花籽能烧多大点热啊,水不热,

这不我洗完了澡就感冒了。”

这个包袱逗乐了不少观众,真解恨啊,说出了多少人的心里话。可是谁能想到,就这么几句话,给二人招来了大祸。这段相声得罪了当时天津澡堂同业公会的会长张老板。您想啊,到澡堂洗澡会得感冒,明天谁还来洗澡啊?这可不行,得让这“么鸡”和“土豆”知道知道咱的厉害。演出之后,就在河北电影院门口,侯宝林和郭启儒正要往回走,迎面闪出一群大汉。
后果自不必多表,这顿打可是让侯宝林和郭启儒又一次感到了江湖的寒冷。

被人打了的侯宝林和郭启儒并没有被吓倒,更重要的是他们依然要靠卖艺谋生,两个人也深深地记住了江湖险恶,世事无常。到了1944年,又件相声界的大事，轰动了平津两地,那就是戴少甫之死。在当年天津卫的“五档相声”中,最有文化的就要属戴少甫了,他表演的数来宝做到了现编现唱,辙口多变,深受大家的欢迎。谁承想,就是这样一位深受爱戴的艺人,因为演了一段《打白朗》,得罪了青帮头子袁文会,众多混混儿一拥而上就是一顿毒打。尽管有老艺人白云鹏挺身相救,戴少甫还是难逃厄运,时隔数日便含恨而去。戴少甫死了,家里还有老娘、媳妇、儿子。别说他们几个的生活费了,就连送葬的钱都没有。怎么办?侯宝林带头义演,这在相声界叫“搭桌”。演出结束后,观众们纷纷慷慨解囊,侯宝林一下子跪在了台上,无论是给一毛的还是给一块的,只要掏钱,侯宝林就给人家磕个头。这可不是作秀,是打心眼里感谢。艺人们太难了,虽然都是老江湖,可此刻的侯宝林也只能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这位师哥挣一口薄板棺材了。
不日,侯宝林跪谢观众的义举在平津各大报纸上登了出来。有人说侯宝林火了,可侯宝林却浑身发冷,这样的江湖,何时才是个头啊。

江湖一去不复返,迎来一片好江山
1945年底,侯宝林和郭启儒又忧心忡忡地回到了故都北平。除了偶尔回天津演出外,他们俩大部分时间都在北平的各个剧场和电台说相声。这样艰辛而平淡的日子他们早已适应,未来迎接他们的还是那片江湖吗?他们是幸运的,几年之后等来了属于他们的江山。
1949年10月1日,随着五星红旗升起在天安门广场,侯宝林和郭启儒这些艺人也迎来了新的春天。江湖走了,艺人们要用什么样的姿态来迎接新的江山,这在这个刚刚更名为“文艺工作者”的群体中产生了新的彷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由于一些老艺人依旧在舞台上表演内容陈旧的节目,有关部门产生了取缔相声的想法,这让刚刚站起来的相声艺人们再一次陷入了窘境。
“相声可以改好,我在重庆时也改过相声。”作家老舍对前来登门拜访的相声演员侯一尘这样说道,“我愿意试试,也愿意帮助你们。”这话给迷茫中的相声演员们吃了一颗定心丸。随即,1950年1月19日,北京相声改进小组在前门箭楼上成立了,孙玉奎任组长,侯宝林任副组长。有人说应该把这一天定为“中国相声日”,因为它意味着相声迎来了新生。改革作品、学习文化和政治、实验演出,这个新成立的团体在火一样的热情中一点点积累着属于相声的新财富。而早在1949年初,刚刚搬进北平的毛主席就喜欢上了侯宝林的相声,这也为侯宝林和郭启儒提供了强大动力。
在那个时期,侯宝林和郭启儒是幸运的。一方面他们在相声改进小组创编表演新节目,像《婚姻与迷信》《一贯道》都是留给世人的经典原创之作。而在红墙里,毛主席则更喜欢看他们过去在天桥地儿上演的老活,为的是更多地了解中国百姓曾经的生活经历。就连过去撂地圆粘儿时经常表演的白沙撒字,侯宝林也给主席原景重现了一番。这样新与旧的并驾齐驱带来的是“一加一大于二”的效果,他们为传统节目赋予了适应时代的新面貌,又在新作品里融入了传统活的风骨,侯宝林和郭启儒真的站稳了相声这片江山。

天下没有不散筵,彼时江山待新颜

1900年出生的郭启儒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就已是一位年近半百的长者了。不像现在,那时候五十多岁的人就会被称为“老头儿”,“老头儿”顶不住越来越繁重的演出任务了。两个人的江山是小山头,整个事业则是无垠的疆土。侯宝林需要一位新的搭档来帮助他,也帮助相声迈向新的高峰,这对合作了二十年的“火档”要分道扬镳了。在退休的问题上,郭启儒出于与侯宝林几十年的情谊和对相声无限的热情,选择了急流勇退,并努力把接班人扶上马,再送上一程。
1962年,李文华调入中央广播说唱团,拟接替已六十二岁的郭启儒为侯宝林捧哏。可是当时没有退休制度,郭启儒在台上的反应虽然慢些,但身体还算可以,日常演出没问题,尤其在和侯宝林合演传统节目时仍驾轻就熟。因此,团里没有正式宣布李文华为侯宝林的搭档,而是让他向郭启儒学习捧哏,并将他与郭启儒安排在同一间办公室。其实,郭启儒心里很明白,但他毫无怨怼之心,对李文华十分亲切。每天上班后,如果没有排练任务,他就和李文华像唠家常一样,传授自己的捧哏经验和体会。每次演出他都主动让李文华到台侧观看,下台后再现身说法,目的就是让李文华熟悉他和侯宝林是怎样表演每一个段子的,以便李文华能早日接替他的工作。

为了培养李文华,郭启儒还和李文华一起排了两个新段子—《水浒外传》和《大褂的魔力》,由郭启儒捧李文华逗,边排练边分析角色,设计包袱,帮助李文华领悟捧哏艺术的真缔。后来,李文华回忆起向郭老学习的这段经历时仍十分感动。旧社会有句俗话叫“教会徒弟饿死师父”,现在是新社会,郭启儒教会李文华当然不至于挨饿,但作为和侯宝林合作了二十多年的老艺术家,心甘情愿地培养一个将要接替自己的人,而且还是毫无保留地倾囊相赠,没有高尚的情操和无私的品德是绝对做不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