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吴用韦小宝到香港电影：“义气”背后的政治哲学

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书的时候，就听冯庆兄谈到过他关于“江湖”的研究计划。从那时起，我就期待冯兄的书能够尽快面世。“义气”、“江湖”这些曾经引起我们无限遐想的浪漫字眼究竟蕴含着怎样的政治哲学道理？这些又会为我们理解自身的当下处境提供什么样的启示？

▌《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冯庆 著 中信出版集团

从吴用到韦小宝：“以义驭气”与“集气成义”

《中国人的义气：诗化江湖及其政治经验》开篇中对“义气论”的理论阐释构成了全书的题眼。在《自序》中，作者自陈书中所谓“义气”有别于日常用语中的“义气”，主要区别在于前者带有一种“使动”意涵——使身体性的“气”化为伦理性的“义”。作为江湖社会伦理的区别性特征，身体性的“气”往往呈现出难以约束的暴力倾向，时刻威胁着日常生活的安定秩序。如何整饬和约束这种带有暴力倾向的“气”，是从古至今游民社会治理都会面临的一大难题。

诉诸身体规训的“义气”修炼意味着，“善”不能只是少数有识之士的行动准则，更重要的是，它应该指导所有人的生活，规范他们的行为。当然，这样一种带有现实感和实用色彩的政治论说并不等同于杜威式的“实用主义”，因为在身体规训之上，“义气”还有着更为高标的政治理想。

在《军师吴用与梁山聚义》一文中，作者通过对吴用这样一个“江湖知识人”形象的剖析，提示了在江湖治理中“以义驭气”的必要性。吴用作为小说《水浒传》中的“智绝”，很容易让人联想到另一部古典小说《三国演义》中的主人公诸葛亮。毕竟，在小说中吴用的道号便是“加亮先生”。事实上，在后世的戏曲和影视作品中，吴用也多以“羽扇纶巾”的书生形象出现。这一点事实上跟小说原文中的描写是有出入的。在小说中，吴用虽说也是个教书先生，但是手里拿的不是羽扇，而是铜链。更重要的是，与小说《三国演义》和现实历史中承载着“忠义”这一道德理想的诸葛亮相比，吴用在道德方面不仅乏善可陈，而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毫无道德感的“邪恶的教师”。

既然如此，为什么后世戏曲影视等造型艺术中要让吴用模仿诸葛亮呢？根据本书作者的说法，这样做乃是出于“历代民间知识人扬美隐恶的敏感意识”。作者之所以注重对吴用这类“江湖知识人”的分析，乃是因为作为“军师”的江湖知识人，必须要承担起“化气成义”的社会功能和教化使命。在缺少基本文教素养的江湖世界中，具备一定智慧与才学的“知识人”往往会因为自我约束不够而滑向人性的低端，从而将江湖游民团体带向“有组织犯罪”的万劫不复之中。

▌在后世,吴用多以书生形象出现

如果说，吴用是作为堕落的江湖知识人形象时刻提醒我们“以义驭气”的必要性，那么兼具“流氓气”与“英雄气”的韦小宝则向我们表明了在新的历史语境中“集气成义”的可能性。韦小宝是一个出生于扬州妓院的小混子，身上带有言行粗鄙、欲壑难填、手段下流等市井流氓习气，但正是这样一个上不得台面的小人物却做了许多英雄该做甚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于是，金庸的这部封笔之作看上去便陷入了一种既“崇拜英雄”又“解构英雄”的矛盾之中。

在作者看来，这样一个表面上的矛盾实际是我们早已固化但却有所欠缺的江湖想象的产物。金庸的《鹿鼎记》并非“旨在反讽中国的民间英雄叙事传统，而是要强调这一叙事传统具备通达中国‘九流十家’思想脉络与伦常义理的文化基因”。韦小宝的伦理精神底色是“讲义气”，而这种伦理观念的形成并不是靠阅读孔孟荀等儒家经典得来的。作为一个江湖“游民”，韦小宝身上的“义气”观念其实来自于扬州茶馆中说书人口中的那些英雄故事。

▌王晶导演电影《鹿鼎记》剧照

韦小宝身上的“义气”是一种身体性的“生命节奏”，它来自于“小说教”的“熏陶”。作者指出，通过“说书”来教育民众“讲义气”，实际上是宋元以来通俗流行文化所催生的民间教育启蒙手段，晚清梁启超、陈去病等知识人在新的历史语境下将其改造为承载着现代启蒙理想的“新民”之手段。金庸实际上是在自觉地承袭这一传统，而不是要颠覆或者消解它，否则也不会在小说中甚至不惜以拖沓情节为代价来告诉读者“说书”与“义气”之间的关系。只不过，在金庸这里“讲义气”作为“时代精神”具有了新的内涵，它不再承载江湖知识人崇高的激进革命理想，而只是作为“人之为人的基本尺度”，“让追名逐利的世俗生活得以顺利进行”。

在作者笔下，金庸的《鹿鼎记》不仅没有“解构英雄”或者“反讽义气”，反而是在直面后理想时代英雄主义消逝的难题。集“流氓气”与“英雄气”于一身的韦小宝恰恰表明：虽然伟大和高尚的生活并不是每个个体都能承担的，但是我们依然可以通过“集气成义”的方式保持民众对于高尚生活的向往和敬意。

重建中国认同的“义气”

香港是一个伴随着英国殖民活动发展起来的国际都市，本身有着极为浓厚的游民文化气息。英国殖民政策造成的贫富分化和社会矛盾又促使处在社会中下层的游民自发地捍卫以“讲义气”为核心的江湖政治伦理。在这样的社会文化氛围下，香港出现了像金庸、张彻这样自觉地从江湖生活中吸取立法经验的“城邦诗人”。在改革开放之后，这些包含着丰富江湖治理经验的流行文化迅速在内地传播开来，深刻地影响了包括冯庆和笔者在内的数代人。不过，冯庆显然有着更为深远的政治关怀。

贯穿这些主题各异的文章的一条主线正是“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2002年7月17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了学者张旭东的访谈《全球化时代的文化反思：我们今天怎样做中国人？》，其中提到，现代性问题背后最大的紧张在于价值认同，即我们在多大程度上能够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作出有力的辩护。2011年“启示与理性”推出了“中国人问题与犹太人问题”专辑，张志扬在文中直言，1840年以来中国所经历的“救亡与启蒙”其实是在“用别人的真理或意义求自己的生存”，从而忘记了或者说正在遗忘什么才是中国人最值得过的生活。2014年以来香港所经历的社会危机更是佐证了全球化语境下思考“中国人问题”的紧迫性。

或许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历史与思想语境，作者在分析解释香港流行文化时总是有意无意地在与西方理论话语进行对话。在《暴力之上的正义：张彻电影的美学基调》一文中，作者认为，张彻电影中独特的暴力美学是无法用“cult”（另类）、“怪诞”等现代西方话语来阐释的，因为张彻的暴力并不是赤裸裸地暴力展示，而是要通过暴力来让人领悟和理解“暴力之上”的“义”。同样，仅仅把注意力集中在精彩纷呈的武打特效和活色生香的女性身体上，同样也不能发现徐克电影的活力所在。在《暴力之后的抒情：徐克的江湖影像革命》中，作者发现，徐克电影最根本的“心法”在于“展示暴力背后作为人性基质的‘抒情’与‘侠义’的解构意味”。这样一来，张彻的“有义”与徐克的“有情”互为补充，共同奠定了香港江湖电影的伦理节奏。

▌徐克导演电影《黄飞鸿之二：男儿当自强》剧照

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位师兄指出，《寒战》系列电影其实是当下国际政治和地缘政治格局下香港现实的隐喻，在大国博弈日趋激烈的国际背景下，影片中代表香港社会不同利益群体的各方势力陷入了一场“寒战（cold-war）”之中。而冯庆认为，在这样一种社会日趋撕裂的局势下，源自江湖帮会并且在流行通俗文化中得到广泛呈现的“义气”经验或许能够成为弥合社会撕裂、重建中国认同的一种力量。毕竟，在香港漫长的殖民历史中，江湖帮会文化有效地与海洋契约文明保持着距离，维护着中国人的自我身份认同。

在《义气的“丧服”：香港江湖影像经验史》一文的末尾，作者说：“在这天高海阔的大时代，每一个江湖人反而更加应当找回质朴真挚的‘初心’和坚毅不屈的‘豪情’，让双脚牢牢站定在有情有义的大地之上。”这样一种对比让我们很容易联想到德国公法学家卡尔·施米特关于陆地与海洋的区分：陆地性生存的核心乃是稳固的住宅，代表高贵的礼法传统；而海洋性存在中所行驶的船只仅仅是一个技术性的工具，意味着彻底的虚无主义，而“拥有如此惊人的大地空间的中国就是陆地对抗海洋唯一的乃至最后的制衡”。

我们很容易能够看出，作者对“义气论”的阐释不仅具有古今之变的时间视野，还有一层中西之争的空间视野。不过，无论是时间性的古今之争或者是空间性的中西之争，实际上都难以概括作者写作的真正目的。

根据作者在最近的一次说法，“经验史”写作的目的在于回到日常生活中的一些用语及其生活实践当中，去挖掘一些让古典传统和现代生活能够接轨的、接地气的资源。这一说法其实可以与作者数年前在《当代青年与古典》一文中的心志剖白遥相呼应：“古典学家应当从事的工作是，将现代的种种伦理尺度与古典的伦理尺度进行对照，展开一定程度的反思。”从“现代与古典的对照”到“古典传统与现代生活的接轨”，我们不难看出作者一贯的学术理想——在“古今之争”的视野中来“通古今之变”。对于古典学科班出身的作者而言，古典与现代首先不是指时间上的先后顺序，而是一种心性品质上的差异，其标准在于是否追求“至善、高贵和幸福”的生活。（责编：曾子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