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桂河大桥》，诺兰拍不出《敦刻尔克》

当克里斯托弗·诺兰提及自己今年二战巨作《敦刻尔克》的灵感来源时，最先想到的英国导演便是大卫·里恩。

而里恩之所以在这个年代还会被人铭记，凭的正是一部部史诗巨作，仿佛他天生是为了鸿篇巨制而生。

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正是这部出自里恩之手，启发诺兰的战争史诗——

《桂河大桥》

如果没有《桂河大桥》这部波澜壮阔的二战史诗，或许就不会有后来让大卫·里恩登上顶峰的《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日瓦戈医生》。

《桂河大桥》不只标志着一部史诗电影的诞生，更标志着一位史诗级导演的诞生。

接下来，就和大家好好聊聊这部疯狂又优雅的史诗。

音乐起！

1942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东南亚战场。日军在占领马来半岛和缅甸后，开始大肆羞辱之前曾在当地殖民的欧洲军队。

但表面狂妄的日本人并没有太强的安全感——因为扩张得过于迅速，进入缅甸境内的先头部队严重缺乏补给，随时可能被反击。

海路补给的速度太慢，并且补给船完全暴露在联军的潜艇火力之下，因此日军仅有的希望，就是在缅甸和泰国交界的险恶丛林中，硬生生造出一条铁路补给线。

怎样才能实现这个艰难而严酷的战略工程？在大量奴役当地平民的同时，日本人把目光投向了联军战俘。

日军强迫英国、荷兰、澳大利亚和美国的战俘，修建这段总长415公里的铁路，最终造成至少1.6万联军战俘的死亡，而当地平民因强制劳作而死亡的人数更是高达10万。

在这条建立在血肉之上的铁路中，最臭名昭著的，是靠近泰国曼谷的一座大桥。

就在这段时间，一位名叫皮埃尔·布尔的法国特工在湄公河沿岸被捕，遭到了日军严酷的刑罚，并且最终没能逃脱强制劳工的命运。

相对幸运的是，布尔并没有被分配到建造“死亡铁路”的队伍中，直到二战结束，他才被解救回法国。

回法之后，布尔根据自己第一手的战俘经历和第二手的道听途说，开始了文学创作。

他把那座臭名昭著的大桥，安到了缅甸地区一条人称“桂河”的小溪上，用英国战俘尼科尔森上校和日本军官佐藤上校的视角，讲述着关于“死亡铁路”的故事。

1952年，他的小说《桂河大桥》（左为小说，右为电影海报）出版，迅速成为世界级畅销书，并被好莱坞购下版权。

出品过《非洲女王号》和《码头风云》的好莱坞大制片人萨姆·斯皮格尔，是购得《桂河大桥》版权的金主。

他找来奥斯卡提名编剧卡尔·福尔曼（《正午》）进行剧本改编，但他在聘请导演的环节上遇到了麻烦。

就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刚刚主演了爱情片《艳阳天》的凯瑟琳·赫本向他隆重推荐了影片的导演大卫·里恩。

虽然里恩当时在好莱坞名气不大，但斯皮格尔把他当成了最后的救命稻草。

事实上，里恩也像斯皮格尔需要他一样地需要这份工作。在事业上，里恩似乎处在瓶颈期，虽然他获得过五个奥斯卡提名，却丝毫没有斩获；

在生活上，里恩在与前妻的离婚过程中花费了大量金钱，几乎要靠典当度日。

执导《桂河大桥》的工作，不仅可以让他获得直接的酬劳，影片在东南亚拍摄的便利，更能帮助他显著避税。

所以尽管《桂河大桥》的拍摄过程显然会非常艰苦，里恩还是欣然接受了这份工作。

在加入剧组之后，里恩却表示不喜欢卡尔·福尔曼之前改编完成的剧本，斯皮格尔只好请来年轻编剧卡尔德·威灵汉姆进行二度加工。

然而里恩对于他的剧本更加厌恶。斯皮格尔最后不得不把《郎心似铁》的编剧迈克尔·威尔森派去拍摄所在地锡兰（现在的斯里兰卡），与里恩在现场敲定最终的拍摄剧本。

初稿作者卡尔·福尔曼与终稿作者迈克尔·威尔森，至死都在争论到底谁对剧本的贡献最大。但是最匪夷所思的状况，出现在《桂河大桥》拍摄完成并获得广泛赞誉之时——

在历时三年的影片制作阶段中，好莱坞出台了黑名单制度，而这两位编剧又恰恰都因为共产党员的身份上了黑名单，失去了奥斯卡奖提名资格。

最终在当年的奥斯卡颁奖典礼上，《桂河大桥》最佳改编剧本奖的获奖人，只有原著《桂河大桥》小说作者皮埃尔·布尔一人。

无功受禄的布尔并没有现身于颁奖现场，只是委托女演员金·诺瓦克替他发表了奥斯卡历史上最短的获奖感言——

“谢谢。”

直到1985年，学院才最终承认了福尔曼和威尔森在《桂河大桥》中的编剧署名，并为二人追认了奖项。

里恩曾经想让自己在《女大不中留》中的搭档查尔斯·劳顿（《控方证人》、《华府千秋》）饰演主角，被俘的英军上校尼科尔森，但是因为劳顿肥胖的体型与战俘营中的军官形象相去甚远，而遭到了片方的一致反对。

但里恩坚持认为，劳顿可以在短时间内减肥成功，直到保险公司声称劳顿无法承受锡兰丛林的艰苦环境，拒绝为他承保，里恩才作罢。仅仅五年后，劳顿便因为癌症离开了人世。

放弃劳顿之后，人称“影坛千面人”的英国演员亚历克·吉尼斯（出演《星球大战》绝地武士欧比旺）进入了里恩的视线，但吉尼斯却对是否接演这个角色十分犹豫，因为他既不喜欢剧本对尼科尔森戏份的削弱，也不乐意做一个活在劳顿影子底下的第二选择。

当吉尼斯最终接受角色并赶赴锡兰之时，里恩迎接他的第一句话竟是：

“你知道我是多么想要查尔斯·劳顿吗？”

吉尼斯后来在自传里写道：“我当时差一点就拂袖而去，给自己买张回家的机票！”

为取悦美国观众，改编剧本加入了另一位主要人物：油腔滑调的美军战俘希尔兹。

对希尔兹的选角要相对顺利一些，因为里恩和制片人都认为只有请来威廉·霍顿（《日落大道》、《战地军魂》），才能保证电影的票房。

所以他们在付给霍顿30万美元片酬（相当于现今的250万美元）以及10%的票房分红时，眼都没眨一下，即便导演里恩的薪水仅仅是霍顿的一半。

《桂河大桥》的最成功之处，在于它的复杂性。

它有多线的叙事，多重视角的展示，以及多组的人物关系。

在叙事上，尼科尔森上校带领战俘建造大桥，与希尔兹的逃脱与返回，构成了两条平行线索。

而在人物视角上，尼科尔森视角下的战争简化成了遵守日本人的规章，继而又演变成了固执地建造大桥；

希尔兹的视角则展现了战争的荒诞，他为了逃脱差点付出生命代价，最后却不得不返回原处；

在日军军官佐藤（早川雪洲饰）的视角下，随着桂河大桥的顺利修建，他在尼科尔森面前曾经的威严，却转变成了不得不承认英国人比自己强大的耻辱；

在军医克利普顿（詹姆斯·唐纳德饰）的眼里，战争驱使所有人变得越来越陌生，就像他反复对少校说的那样，他还搞不懂什么是战争。

大卫·里恩把影片的高潮处理得既充满悬疑，又异常冷峻。偷袭日军的联军军人在大桥下面安放炸药的同时，桥上日军卫兵的靴子声在安静的环境下扣人心弦。

而在同一时间，战俘营里的英军士兵在欢闹地庆祝着大桥建成，如此情景既与大桥处的紧张形成对比，又充满了诡异的讽刺效果。

次日清晨，慢慢接近的火车声响制造了长时间的悬念。而鬼迷心窍的尼科尔森宁愿带领日军找到炸药引线，暴露联军的偷袭活动，也不愿看到自己心爱的大桥毁于一旦的举动，更是把全片贯穿的“疯狂”与“讽刺”推到了最高潮。

兼具艺术性与商业性的《桂河大桥》，在上映后即刻成了当年的票房冠军，并在次年的奥斯卡角逐中，斩获了最佳影片、最佳导演和最佳男主角（亚历克·吉尼斯）等七项大奖。

大卫·里恩的史诗生涯就此开启，在这之后他相继执导了《阿拉伯的劳伦斯》、《日瓦戈医生》、《瑞恩的女儿》和《印度之行》。

这些史诗巨作以及它们所获得的声誉，甚至让里恩被英国王室授予了爵位。

作为他史诗电影序列的开篇之作，里恩在片中依然保留着自己在较小规模的前作中所特有的复杂情感。

日本军官佐藤在独处时的失落，和尼科尔森上校在检阅大桥落成时的踌躇满志，就是其中的显著例子。

尼科尔森在最后恢复理智时的自言自语——“我到底做了什么”，像是经典莎剧《李尔王》中的桥段；

而影片的最后一句台词“疯狂……疯狂”，不仅是对片中所有荒诞行为做出的总结，更是代表了里恩对于战争的总体看法。

而在影片诞生60年后，这种荒诞与疯狂竟然在岁月的折射下透出了风度和优雅，这既要归功于大卫·里恩温文尔雅的绅士气质，也要归功于那个在进行表达时以发乎情止乎礼，和看破而不点破为准则的古典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