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子怡发文力挺倪妮，被怒斥的代拍违法吗？

“不主张、不提倡、不鼓励。”

近日，有网友曝光一段视频，称倪妮在机场险些被代拍者撞到，反被对方言语威胁。倪妮工作室回应说相关事件发生于2019年，当时并无后续冲突，团队顺利登机，同时工作室表明了对代拍行为的态度。

很快，章子怡也霸气发文怒斥代拍：“‘代拍’我这儿后知后觉的，曾几何时出现的新兴产业？难道就没有人能管他们吗？这样下去早晚要出事的！”

代拍是“粉圈”新生的“职业”，通俗来说就是代替别人拍照，在明星出现的各种场合当中拍下高清图片，并进行高价贩卖。现实中不少明星都遇到过代拍，作为一个所谓的“新兴产业”，代拍已经形成了一条产业链，从下单、报价到拍照环环相扣。

代拍是否侵犯明星的隐私权、肖像权？

代拍者们被人戏称为“新型狗仔队”，明星所到之处总有他们的身影。代拍首先涉及到是否侵犯明星隐私权的问题，法律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但侵权责任法并没有明确规定隐私的具体范围。

判断代拍是否侵明星的隐私权，首先要看拍摄的内容是否属于隐私的范围。在以往的司法实践中有一些共识，比如私密空间、私密活动、私密信息等这些都属于隐私，今年颁布的民法典也对此进行了规定。所以代拍的行为是否侵犯隐私权，要结合具体情况来判断，主要是看拍摄的场所及内容。

比如说在家门口偷拍，毫无疑问是属于隐私的范围。某个明星在剧组拍戏，别人去拍摄这个场面，这种情况可能还要结合具体的情况来判断，未必就一定能认定成属于隐私的范围，而如果明星某天在哪个剧组拍戏并没有对外公布，可能就小范围知道，但被有心人卖给别人，这种情况下属于私密活动，是隐私的范围。

“每次代拍的价位至少200元起步”“花5块钱买明星行程，好图卖出千元”，这种赚钱方式听上去匪夷所思，代拍者未事先取得明星本人同意，拍摄并以营利为目的出售明星照片的行为，还涉嫌侵犯明星的肖像权，应依法承担侵权责任，如删除照片、赔礼道歉等等。而如果是在明星参加某个公共活动时拍照留念、或者进行新闻报道，一般就不属于侵犯肖像权的范围。

代拍的行为会违法吗？

代拍行为除了给明星到来困扰，有时还会让剧组如临大敌，对剧组和制片者来讲，代拍意味着措手不及的路透、剧组的失序等等。

据报道，今年4月《皓衣行》剧组的拍摄工作中，大量代拍闯入拍摄基地，擅自破坏剧组道具及布景，导致部分工种返工，拍摄困难加大，严重影响了全组工作进程。那么，代拍是否会侵犯影视公司的商业秘密呢？

如果剧组对于拍摄计划、拍摄内容采取保密措施，禁止他人去拍摄或者公开，这种情况下，它应该属于商业秘密的范围，代拍者的行为就有可能侵犯到相关权利人商业秘密。但如果剧组拍摄时，并没有保密措施，甚至本身将代拍当做一种宣传，想让更多人知道，这种情况下的代拍就不能认定为侵犯商业秘密。判断的关键看剧组拍摄的内容及计划是否符合商业秘密的构成要件，是否采取了保密的措施。

此外代拍者有时聚集在机场、酒店、明星活动的举办场馆，堵塞出入口、廊桥拍照，有的甚至影响到公共场所秩序。

如果代拍者在拍摄过程扰乱公共秩序，不听从工作人员劝阻或多次如此，则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相关规定，可交由公安机关处理，可能会受到警告、罚款、拘留等行政处罚。2018年7月中国民用航空局下发了《关于“加强粉丝接送机、跟机现象管理”的通知》，其中提到，将对阻塞安全通道，堵塞登机口、机舱口、接机大厅出口等扰乱秩序的违规违法行为，从严从重处罚。

购买代拍服务有哪些风险？

既然代拍者的行为可能侵权甚至违法，委托他人代拍的行为会面临什么风险呢？

如果委托他人代拍明星的隐私，不仅代拍者的行为侵犯他人隐私权，委托人的行为也构成隐私侵权。至于肖像权侵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规定未经本人允许，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肖像才构成侵犯肖像权，这种情况下若委托人不以营利为目的使用代拍的照片，并不是侵犯肖像权。但需要注意的是，明年1月1日将要施行的民法典中，不再要求以营利为目的使用其他人的肖像才构成侵权，到时委托人的行为也可能侵犯他人肖像权。

而网上下单委托他人代拍明星，与下单找私人侦探跟踪拍摄他人在一定程度上有相似之处，代拍合同存在很大的法律风险隐患。根据合同法第五十二条的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的合同应当认为无效，若代拍合同的内容违法，可能被认为无效。

此外，瞄准代拍市场的不仅有代拍者，还有披着代拍外衣的骗子。安徽淮南警方2019年曾破获一起诈骗案，女子以帮粉丝拍明星照片为由，骗走29人代拍费2万余元。

有明星车上被撞追踪器、有明星被代拍者骚扰得苦不堪言、还有代拍者和现场维护明星的粉丝大打出手……如此种种代拍乱象，让人听到代拍二字如遇猛虎，“代拍产业”需要进行正确的引导，而由代拍引发的违反犯罪行为必须严厉制止。

偶像因为怒斥代拍者上热搜，下单的粉丝心不会痛吗？如果爱，请深爱，不要打着爱的旗号去伤害。凡事莫丢了理性、忘了法律。

感谢中国政法大学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北京市企业法治与发展研究会“互联网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赵占领为本文提供专业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