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忻：依然很笨拙地去完成最初的梦想｜新京报x乐队的夏天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九年前，2011届《快乐女声》的舞台，刘忻夺得季军后喜极而泣。她终于站在中国选秀巅峰的塔尖上，不再需要通过演小品、做搞笑艺人赚钱，未来可以走自己选择的音乐道路。

九年后，与天娱传媒结束八年合约，刘忻终于脱离“艺人”标签，重新站在梦想的起点，以乐队主唱的身份唱着曾经被认为是不流行的音乐。

在经历漫长的自我寻找后，刘忻坦言，遗忘俱乐部让她找到了十七八岁时的干劲，也重新拾回对音乐的自由和渴望。如今在所有场合，刘忻都会介绍自己是“遗忘俱乐部主唱”，这个标签让她骄傲。节目结束后，遗忘俱乐部准备发行第一张属于乐队自己的唱片，然后为巡演做准备。“现在是最好的（阶段）。很纯粹的，我想干，我就干了。”乐队是刘忻下半生最想做的事，舍弃什么都可以接受。

刘忻回应做乐队的初衷。新京报动新闻制作

乐队是全新的开始

遗忘俱乐部，在《乐队的夏天2》的众多参赛乐队中，既年轻，又神秘。他们成立于2017年，其间只推出过四首新歌，对外演出经历更是无迹可寻。而在《乐队的夏天2》播前的宣传口径中，刘忻的“快乐女声”身份，甚至成为这个乐队重要且唯一的描述。

对刘忻而言，以遗忘俱乐部的身份站上舞台，以乐队形式为大众表演，都是一件极为梦幻的事。

时间追溯到2017年，仍背负公司合约的刘忻，与从事电影配乐制作的大学同学苏宏亮（现吉他手），摇滚乐队成员大伟（鼓手）、王宇鹏（贝斯手）组建了这支在她看来“老而新”的乐队。乐队名字源于捷克电影《被遗忘的俱乐部》。电影讲述了废旧仓库里一批很老的假人模特。他们被丢弃在角落，但每到晚上却会产生人性。一位女乐手每天都在拉琴；一家三口的妈妈忙于给孩子做饭……日复一日，大家都在机械化地重复同样的事情。直到有一天，仓库来了一批穿着时尚的新模特，新文化令老模特的地位被撼动。

“这很像我们的乐队。”在刘忻看来，遗忘俱乐部很“老”——四人是多年的老朋友，同时也在不同领域玩了十几年的音乐。遗忘俱乐部也很“新”——音乐风格既包含传统摇滚，又融合了新元素，是所有人都无法准确定义的，仅属于遗忘俱乐部的独特磁场。

但“新”，更多是对刘忻而言。这是她全新且充满未知的起点。遗忘俱乐部成立初期，没有公司和经纪人打理事务，从音乐制作、发行，找排练场地，包括后期跟《乐队的夏天2》对接，都是乐队自己来做。老爷们儿相对粗心，细致的活，大到安排排练时间、整理日常通知，小到每天吃什么，都是刘忻负责。“我不敢奢求其他人下班也来排练。我只能要求我自己。但事实上，这三年大家都尽所有的力量聚在一起，讨论音乐，天南海北地侃大山。”无论是对枯燥工作的排解，或者重新找回没有完成的梦想，每次遗忘俱乐部聚在一起，大家都是像十七八岁的时候，干劲十足，“我很明确地感觉到，我们的心是聚在一起的。”但乐队仍停留在练习室自嗨的状态。

直到《乐队的夏天》第一季在2019年横空出世。曾有人称，这档节目让中国摇滚乐队从地下窥视到些许微光。当时正站在阴影地带的刘忻，也把这档节目视为老天给她的暗示，做乐队是正确的选择。

她关注了每一期节目，每一个乐队的舞台，甚至第一季决赛还前往现场感受。遗忘俱乐部入选第二季节目，刘忻的目标就是能在舞台表演一首歌。“好多乐队都是如雷贯耳，我们这么渺小，能来这个节目，很多乐队能感受到了我们在台上的释放和自然，就已经很厉害了。”

遗忘俱乐部。

不怕失败的人

一个人要像一支队伍。这是刘忻在2012年发行的自传《随忻所遇》第一章的开篇。她说，“一个人不得不、必须要、别无选择地，只能成为一支队伍。否则就无法生存”。这段描述概括着她27岁之前的生活。

刘忻出生于军人家庭，父母在部队时对她要求很高，转业后也兢兢业业地做起了生意。从早饭吃什么，到往期末考试试卷上签名，刘忻学会的人生第一课便是“自己的事情自己负责”。

后来，刘爸被调到一家酒店工作，酒店内有当时并不多见的卡拉OK设备，吸引了不少乐队发烧友。刘忻常在那里看乐队排练，还曾经在乐队叔叔阿姨的撺掇下，上台演唱过一首《人在旅途》。这是刘忻对音乐的最初认知。

而真正决定当歌手时，刘忻正身处学习气氛浓厚的重点高中。她仿佛成为其中的“异类”。但妈妈却支持女儿坚持理想。刘妈年轻时也曾希望有一天走出农村，硬是自己跑去部队报名。后来曾有人问及刘忻选择与音乐的原因，她说，那时根本没有想未来能不能成功，就是想做自己喜欢的事。

玩音乐特别烧钱，父母给予刘忻最大的心灵与物质支撑。她从没有住过窘迫的地下室，日子也不算穷苦，“但我挺要强的。”大学毕业独自一人来到北京，刘忻只想用一技之长，在这里闯出自己的天地。于是2006年开始，刘忻几乎每天都埋头在家里写歌。她写了很多，不知道往哪儿推荐，就给各种唱片公司邮箱里发。大多都是石沉大海，偶尔会收到礼貌性的回复，“来信收到，我们会关注”，这能让刘忻高兴好几天。

2007年下半年，刘忻终于得到了一份工作，录制娱乐节目。与音乐毫无关联，但终于让她实现经济独立。她演过走台步的模特，骑马的外景主持，甚至挑战10块钱野外生存一天一夜。这档节目每周录制两天，一次五集，一集500元。

那三年，刘忻混迹于各种娱乐节目，经历过残酷的异国训练，发过单曲，穿着玩偶衣服上台表演，但发展始终没有起色。“就是一盆冷水浇在头上，每一年不停地浇。”2009年，刘忻为自己的人生再次按下重启键，再次回到北京。那段日子她给自己列了一张表，写着可以做的工作：去酒吧唱歌、去唱片店打工、端盘子做服务员。那是她离放弃最近的一次。2011年《快乐女声》，是刘忻给自己的最后一次机会。“直到我签约，别人问我为什么来参加比赛，我说我想赚钱，特别直白。”

回望那些始终没有希望的日子，刘忻笑称，自己其实是幸运的，冥冥之中总是被老天爷庇佑，每次要放弃时便会有机遇降临。即便而后有太多不如意，她也从不认为自己收获的比别人少，“我愿意多做一些尝试。我是不怕失败的人。”

2011年《快乐女声》总决赛。图/视觉中国

自我探寻的八年

刘忻也有过崩溃的时刻。

2018年，当时刘忻的经纪公司已经不太参与她的音乐制作，给予她所谓极高的自由度，但同样意味从混音、编曲、录音，甚至后期、拍摄专辑封面都要她自己承担。

某天刘忻正在忙着新歌混音，经纪人突然哭了，“这么好的人，为什么会变成这样？为什么大家都不愿去理解？”面对老朋友的心疼，刘忻不知道说些什么，只能边安慰，边陪她哭成一团。刘忻从不喜欢解释，别人对她指指点点，她也只是默默地想“好，那就这样”。但她不愿意身边的人难过。她认为，或许真的是自己做得不够好，才需要朋友为她分忧。

自我否认的矛盾情绪，持续过八年之久。刘忻的生活在她成为2011年《快乐女声》全国季军的当天，已经开始彻底改变。当年比赛期间，快女选手都要住在“城堡”（比赛场地）里，手机要上交，偶尔只能看下粉丝留言；每周末演出的时候，来现场的也都是支持自己的人。绝大部分时间，刘忻都在被“爱”包围和保护着。而当比赛结束，她被重新投入真实的社会，整个人完全是蒙的，“大家说你长得不好，唱得也不好。我怎么突然变成这样了？我不是挺好的么？”

《快乐女声》的狂热在市场中史无前例。虽然2011年这个品牌已经逐渐走向下坡路，但当年刘忻发的微博截至目前转发量高达770万，评论43万。这个数据放到如今，可以和诸多一线流量明星抗衡。

2011“快乐女声”全国巡回演唱会现场。图/视觉中国

但现实根本不允许她思考，一夜间她有太多不熟悉的事情要完成。在中国偶像工业的速食阶段，公司趁热打铁安排了接二连三的综艺、广告、影视剧演出。仅2012年，刘忻至少录制了两首OST，参加了三部影视作品的拍摄，同时发行了首张迷你专辑，举办首场个人主题演唱会。“能把眼前的事一件件都做好，已经很难了。”

与此同时，从捉襟见肘的“北漂”成为万众瞩目的明星，刘忻还要逼迫自己快速适应飞上巅峰的“落差感”。她抓紧一切时间学着做一名艺人，一名所有行为都会被大家放大，必须要唱得好、演得好，甚至穿着都好的艺人，“你哪儿不好，大家就觉得不应该，因为你赚钱了，你是女明星，所以你必须好。”

她坦然接受所有安排，没有选择余地，毕竟比起当年只能在节目里演搞笑艺人仍食不果腹，当下能赚钱还能唱歌，甚至有了演唱会和歌友会，还有什么不好？“我的目标很明确，就是赚钱。”即便是与唱歌无关的影视表演，她也用相同的方式“洗脑”。她将剧中的角色当作进入另外一个时空，她可以借机站在另一人的视角去写歌。她也确实尝试了，甚至有一些还挺满意。

但这种自我说服，似乎不是最好的解决方式。刘忻还是会前一秒在综艺中玩游戏、演小品，下一秒和朋友喝酒举杯、抱头痛哭。她也曾试着将自己创作的音乐demo（歌曲小样）发给公司。即便意料之内，她喜欢的曲风不符合公司对其抒情女歌手的定位，不是能传唱的流行歌，而没有被采纳。

还是会失落。没有工作时她总是想一个人静静思考，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心里总感觉有一块空着。她不能想象如果一直站在巅峰，一直被推着走，一直为别人努力。 “我觉得我有点累了。”

2016年之后，演艺市场风云变化，公司面临业务变动，刘忻也断崖式地暂停了大量工作，给自己更多思考时间。“我还是想成为更好的人，但也想看看自己最想做什么，要对得起自己，要忠于自己。”

2019年6月，刘忻与天娱传媒的合约圆满结束，开始了八年后第一次自由选择。她全身心投入乐队；为了《乐队的夏天2》拒绝了这些年看似最好的机遇《乘风破浪的姐姐》。“我能尽的义务，需要做的事情，在八年内都做好了。现在我想给我一点时间，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

八月，刘忻更新的微博里显示，日常生活大多数都是围绕着音乐创作。

《乐队的夏天2》中大张伟曾问白举纲，作为艺人，他做乐队是为了自己开心，还是为了成功。同样的问题，刘忻在台上的回答更为坚决“为了开心”。但想明白这件事并不简单。

几年前，刘忻找到了刚来北京闯荡的吉他手苏宏亮。接下来的几年里，她看着苏宏亮在不断的学习和努力下，在音乐制作人的领域开创出了属于自己的路。他们一起合作了很多影视OST和个人作品，他也经常会给刘忻听一些自己最新的灵感。直到有一天，亮子的一段的Hardrock配乐让刘忻直呼“好酷！”她在日渐麻木的工作中，再一次因为音乐而产生如此强烈的内心震动。

她问自己，为什么我不能做这样的音乐？“我老是在给自己找借口。签了公司，你有义务跟大家一起商量，不能一意孤行，那样挺不负责任的。但那时我已经不想再做任何妥协。”她把自己的决定告诉苏宏亮，“我想重新做乐队。”

苏宏亮惊讶地看着刘忻，顿了下，问“你想好了么？哪有那么简单。”

刘忻坚决地回答，“我知道不简单。”苏宏亮知道刘忻的性格很轴，一旦决定什么事，很难再被左右。他只是在最后问了刘忻那个问题，做乐队和写歌，到底是希望大家喜欢，希望成功，还是希望自己开心。

刘忻没有回答。她思考了半年多，其间没有再跟苏宏亮提过乐队的事。在过去的工作状态中，刘忻养成了“过度思考”的习惯。她总希望同时顾虑很多事情。比如在舞台表演时，她的脑子里要思考这句歌词要怎样表达，还要提前准备接下来的媒体提问；与此同时，她也不忘提醒灯光老师把台上所有灯打开，她要努力看清台下的每一位歌迷。“我很少有忘我的状态。”

刘忻明白，做乐队的人生会很辛苦。乐队的经营、发歌都不能含糊，该投入的钱一点都不能省。没有公司支持，刘忻不仅要亲自负责所有事务，无疑还要把贴补家用剩下的钱全部投进来。若想长期维持，还有可能得出去打工，“那就开个店养呗。你想要自由，就要付出代价。”刘忻做好了最坏的心理准备，大不了就和成员一起边工作边养这个乐队，把它当作彼此延续梦想的乌托邦。

刘忻一直在思考，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偶像艺人也好，乐队主唱也好，这些身份都是标签。当把所有东西拿掉，她最想做什么？“我也对生活没什么太大要求。有三五个小伙伴能聚在一起，能经常看到歌迷，把父母接来北京。（除此之外）我的人生也没什么更想做的事情了。如果有，那就是乐队。”

我想开心。这是刘忻的答案。做乐队这件事对她足够重要，舍弃什么都可以接受。

刘忻曾在遗忘俱乐部的歌曲《Feed》中写道， “carve a big star with a rusty knife，have they ever seen that in their settled lives（用生锈的刀刻一颗大大的星星，他们有生之年可能见过这样的事情）”刘忻的音乐，在别人眼中仿佛一把生锈的刀，似乎已经不具备攻击能力了，但她从没放弃过这件武器。“我依然要用它，很笨拙的，去刻一个大大的星星，而那颗星，就是我最初的梦想。”

新鲜问答

新京报记者 郑新洽 摄

新京报：为了《乐队的夏天2》放弃《乘风破浪的姐姐》是否犹豫过？

刘忻：犹豫过，因为我有好几个朋友都参加了节目。我很注重回忆这件事。我特别希望能跟朋友一起留下一些特别难忘的回忆，到了老的时候，想起我们一起曾经干了什么，你看你那时候多傻，你看我那时候多丑。我觉得特别好玩。但我还是希望做我最想做的事，这是我的选择。

新京报：《乐队的夏天2》中，白举纲所在的白日梦症候群，被专业乐评人质疑音乐不够地下。作为和小白一样选秀出身的艺人，你怎么看待这个质疑？

刘忻：我们不应该用这种视角去看待它。好的音乐，不应该像老中医的药柜，把每一味药分类放在不同抽屉里。现在的音乐会融合很多不同的元素。我们有时候根本没办法去说清它到底是哪一类，因为我们都会受到前人的影响，但，好的音乐就是好的音乐。

新京报：如果没有参加选秀，一直做乐队的话，你觉得会怎样？

刘忻：我曾经的这段经历，成就了现在的我。比如我的吉他手亮子也去做音乐制作。我们曾经是队友，然后分头去进修。当我们再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的能量会比曾经大很多。做偶像艺人这么多年，我也积累了很多经验，包括创作、舞台表演、如何对待观众、如何用肢体表现音乐的内容和情绪。

新京报：比赛结束后，你有因为受到大量质疑而感到巨大的压力么？

刘忻：曾经有压力，但后来慢慢觉得，我自己都消化不了这种短暂时间内的巨大变化的话，其他人可能更难消化。我经过那一段时期后，比如你说我的作品，我的声音，我的外貌，我的年龄，我都不在乎，因为这些东西是摆在这儿的事实。我不会因为你的一句话改变自己。但攻击我的家人，我还是会受不了。

新京报：从2011年《快乐女声》比赛，到《乐队的夏天2》，很多人都会拿你的年龄说事。年龄是你禁忌话题么？

刘忻：我觉得还挺厉害的，就是一个年龄都可以拿来当闪光点。我还真的是闪闪发光呢（笑）。我觉得无所谓，反正是事实。每个时刻都是最好的时刻。

其实像《乘风破浪的姐姐》的立意我觉得就非常好。女孩子要更爱自己一点，要多给自己一些信心，不要认为年龄可以束缚自己，不要觉得我过了多少岁，就不能怎么样。我就是个挺好的例子。

新京报记者 张赫

编辑 田偲妮 校对 刘军

来源：新京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