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星敢对镜头承认自己做小三的节目，现在还能有吗？

《浪姐》的爆火初期，把一个衍生节目也带出了圈——

《定义》。

姐姐们一一坐在易立竞对面，“过审”。

三五个问题下来，有虚晃躲闪的，有黑线上脸的，还有红了眼眶的。

一时间大家都感叹：

真敢问！

专门对准人家的槽点，哪壶不开提哪壶，以至于有人还称她为“鲁莽”。

一声叹息。

叹息的不是易立竞。

而是如今的网友，已经少见多怪到了这样的程度。

放心，今天不是要来重谈《定义》。

在上一篇文章中Sir就说过：“易立竞的出挑，是舆论场的萎缩。”

何出此言。

看完这些你才真正明白。

01

1993年。

一款前所未有的访谈节目面世，《东方时空》的子栏目，央视八分钟访谈栏目《东方之子》。

时间，《东方之子》总制片人，他给这款访谈节目的定位是——

有思想，有个性，好看。

改革的第一步：

一定要走出摄影棚，走到嘉宾熟悉的环境中去。

要知道，在这之前，中国从来没有所谓的游走式采访，边走边聊。

那年白岩松25岁，担任《东方之子》的策划。

从来没有访谈经验，却被时间推出去当了主持人。

采访企业家，他就要到工厂里、办公室里去采访；

采访西北地区的电影放映员，他就骑着马，和嘉宾走在沙漠里。

△ 来源：纪录片《点燃理想的日子》

一开始，白岩松很懵，不断问制片人时间：“我要看哪里？我要怎么站着？”

时间就是一顿骂：“是摄影师找你，不是你找摄影师。把机器都锁死了，我还给他们发什么工资？”

哦。

《东方之子》的主持人，后来就彻底放飞自我。

时间的改革之二：

一定要说真话。

时间说，那时候的中国人上电视，都说五种话。

假话，大话，空话，套话，官话，就是不说人话。

人和人的交流，仿佛都隔着一层纱。

他对主持人的要求，是要用戳穿嘉宾的心态去采访。

他称为：粉碎式采访。

节目的另一位主持人胡建，采访作家兼下海经商的张贤亮时，反复地提问，写作和经商到底哪个对他来说更重要。

张贤亮刚开始还含糊其辞：做生意累了，就写作，不耽误。

胡建持续不断地追问：

“那你展示才能的这种愿望更强烈呢？

还是你赚钱的愿望更强烈？”

这时张贤亮忍不住着了急，但仍是意气风发的商人口吻指着主持人胡建说：

“每成立一家公司我就有一种成就感

胡小姐，成就感就是赚钱”

中间换带子的时候，张贤亮忍不住逼问胡建：

“你到底是干嘛的，你一个主持人怎么可以这样?”

张贤亮这样的反应很正常，当时大多嘉宾对访谈不以为然。

访谈，不过就是一个小美女播音员，问着一些“你当时在做什么呢？”“你是怎么想的呢？”这种问题。

时间对问出这些问题的主持人，不客气地评价：我觉得都是智商造成的。

时间还有一个要求：不能称呼采访嘉宾为老师。

即便是采访季羡林这样的大师，白岩松也没有以老师相称。

制片人时间认为，一口一声的老师，等于替观众预设了这样一种采访和采访者的关系。

平等的交流中。

从六七十年代走过来的季羡林，才能面对当时的毛头小子白岩松。

说出“所谓的学术顾问，都只是不顾不问”这样的大实话。

时间认为，主持人和嘉宾，应该是一种平等的交流思想的关系。

主持人不是简单的传声筒和捧哏。

他也许保留自己的态度。

但态度，又无形地决定着访谈的方向和发问的底气。

这种平等，事实上也是给予观众的平等。

无论你是多大的名人，多显赫的身份，都必须放下架子，真实坦诚地与大众交流。

02

真话，会越说越上瘾。

《东方之子》开播的三年后。

1996年，央视《东方时空》的一群理想主义之士，又开办了另一款特别节目——

《实话实说》。

第1期，是为“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特别策划的节目。

嘉宾：王海，著名的“打假斗士”。

他从1995年起，就到各大商场购买假货，要求商家索赔。截止当年的节目播出时，他购假金额已经达11万元。

当年争议性很大。（不信问你爸妈）

有人说他是打假英雄，有人说他只是用这个手段牟利。

△ 为了让人不认出他，王海给23岁的自己贴了胡子，带了墨镜

这期的话题有多先锋呢？

你看20多年后的今天，仍没有掰扯清楚。

当时除了主持人和嘉宾外，还有持正反方观点的专家学者，这一期甚至还有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在观众席中。

在这个场地里，谁的观点，都可以质疑，谁都可以提出自己的看法。

当时台上的北京大学经济管理学教授，指着台下的消费者协会投诉监督主任说：

“出现王海这种现象，某种意义上来说，也是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够。”

观众纷纷鼓掌。

台上的一位律师认为王海是在钻法律的空子。

认为王海以索赔为目的来打假，这已经偏离了一个正常的公民行使自己消费权的轨道。

台下一个女生对王海说：“你为这个社会做了些什么呢？你不过是扰乱了这个社会的秩序”。

中国社科院研究员樊纲却提出相反的看法：

首先，是谁在扰乱生产秩序，是那些千百万伪劣商家。

其次，现在出现这些以盈利为目的，看起来并不太高尚的打假行为，恰恰反映了我们制度的漏洞，政府恰好有机会可以利用这种冲突，去逐步完善。

大家讨论得热火朝天。

但不管观点怎么针锋相对，台上台下始终和和气气，大家都用观点来说话。

讨论的话题也都是切中大众关心的民生：

消费者权益，弱势群体权益，赌博现象，买房子热潮，3亿烟民问题........

只要有问题存在，他们就讨论。

陈虻是《实话实说》的主要负责人，他当年为《生活空间》节目量身打造了一句流行语：

讲述老百姓自己的故事。

这样的理念，延续到了《实话实说》。

“把正在发生的历史还给普通人。”

03

制片人时间，在2001年离开了央视。

《东方时空》二十周年重聚日，他说了这样一段话：

“1980年代，我们一边做节目，一边看到自己的成果，有共同志向的人聚在一起，一起喝大酒，吃大排档。

现在呢？我喝上了拉菲，喝上以前想都不敢想、听都没听说过的酒，有房有车，生活滋润，但没有环境和空间了，也没有激情了，我的艺术生命也结束了。”

当时除了作为领头羊的央视。

卫视的访谈，开始了更多元的探索。

1998年，马东在湖南台主持访谈节目《有话好说》。

他拍过艾滋病儿童，拍过打工子弟学校的脏乱差，买凶杀人的政法委书记......

最“劲爆”的一期节目，他邀请了社会学家李银河和两位同性恋一起探讨对同性恋的认知。

尤其是马东在节目结束时，他总结说：

我觉得在一个健康和开放的社会里面，不应该有任何事情，它明明是客观存在，却有必要大家都对它视而不见。

2005年主持的《文化访谈录》里，跟陈丹青对谈，讨论的是如何看待当下这个价值混乱的时代。

跟郭敬明对谈，问的是《梦里花落知多少》涉嫌抄袭的事情。

多年后，他主持《奇葩说》。

马东熟练使用年轻人的语言插科打诨，聊着当下年轻人最感兴趣的话题。

“爱先说出口就输了吗？”

“我不合群，我要改吗？”

正如马东在《十三邀》里，他用一种滴水不漏的语言组织方式，完美消解了许知远的提问。

当讨论具有外延性的话题变得越来越具有不确定性与潜在的风险，稳妥的做法就是：

内收。

话题内容以肉眼可见的速度，从社会性的公共议题，缩回到个人的情感与内心世界。

谈谈自己的未来与理想，说说那些风花雪月的往事。

甚至彻底退出。

于是谈话节目的方向都一致朝向朱军当年的《艺术人生》。

用艺术点亮生命，用情感温暖人心，探讨人生真谛，感悟艺术精神。

该供着的供着。

该回避的回避。

总之是在安全的话题内不断升华、拔高，不会再向外扩展一点讨论的边界。

访谈节目渐渐变成了一种让人敬而远之的形式——

你确信他们说不出什么新鲜的事了。

03

逐渐我们也就有了这样的疑惑：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还有什么访谈？

易立竞的《立场》，陈晓楠的《和陌生人说话》，姜思达的《仅三天可见》，鲁豫的《豫见后来》，许知远的《十三邀》……

都是季播的游击模式。

你不知道下一季是什么时候，也不知道还有没有下一季。

但也就是在这些三不五时的突击中。

你才罕见地看到了同质化宣传下的差异——

谢娜的叫屈。

徐峥的自卑。

回到开头说的易立竞的“敢问”。

问明星的烂片、整容、负评……

这些，不都是明星理应要面对和回应的争议吗？

我们究竟是生活在保温箱里多久，才会认为这种基本操作，就算“敢问”了？

对比过去。

看看那个时候我们问的问题是什么。

王志，曾经是访谈节目《面对面》的主持人。

2003年非典时，他采访了当时的代理市长。

他的提问几乎都是质疑，但也代表了疫情期间市民所忧虑的问题：

“你说一定要控制传染源，但是按照你这个说法，在我这个想象中几乎是不可能的。”

“我们眼里看到一个很镇定的一个市长、一个很坚定的市长。但是另一方面我们看到北京感染的人数在不断地上升。”

“北京也出现过抢购的情况，能不能保证供应？”

柴静访谈节目《看见》。

采访了当时社会矛盾的主角之一，北京城管宋志刚。

在柴静的提问中，既看到了宋志刚作为城管进退维艰的一面，也不回避指出他们执法时的不合理之处。

访谈节目的消逝。

除了老生常谈的，来自上面的尺度。

还有就是来自下面的包容度。

即——

我们还愿意听别人说，允许别人说吗？

当年香港有一档深夜谈话节目《今夜不设防》。

主持人是香港四大才子中的三位，黄霑、倪匡和蔡澜。

有一期关之琳来上节目，聊到兴头上，黄霑问关之琳：“你会不会甘心情愿做别人的情妇呢？”

这在今天简直是死亡提问。

没想到关之琳是真的够坦诚。

自己就把狗仔队蹲几个月也挖不到的料，说得一清二楚。

“我什么都做过了

有女朋友的男的我试过，结过婚的男友我也试过

我想做就去做 没考虑那么多东西

但我会顾虑到对方的太太是怎么想的”

黄霑赞扬了关之琳想做就做的豪爽性格后。

补了一句：“我们是做电视节目而已，我们不是教育青年的人。”

△ 成人限制级综艺

讽刺的是。

就在Sir写完这篇文章的今天，正好冒出了两个热搜。

沸 ：《三十而已》编剧回应大结局争议

热 ：张萌 林有有这样的角色我不会演

这其实是哭笑不得的两件事。

其一。

《三十而已》被指“烂尾”，其中最大的一个原因是——

剧中的小三林有有没有得到报应，不解气，编剧“三观不正”。

等等，反派就一定要“恶有恶报”吗？

别忘了，国产犯罪片最常见的硬伤就是天降正义的结尾字幕，罪犯一定落网，没有余地。

△ 《心迷宫》

如果你吐槽犯罪片的桎梏。

那为什么又要求影视剧一定要给小三报应？要知道，小三连违法都算不上。

正义的观众一旦“正义”起来，可以比审查的红线更加严苛。

其二。

是张萌在这个话题上补了一刀。

先是说“看来选角色我也是有底线滴”，而后删去了，补充说“角色不要上升到演员”。

最后，终于还是删去了整个微博。

一个网上冲浪的翻车实例，想要在热搜上表态，却发现话怎么也说不圆。

很简单——

角色有深刻与不深刻，丰满与不丰满的区别，有高低贵贱之分吗？

演了小三的演员就为人不齿吗？

过去，明星还敢对着镜头大方承认自己当了小三。

今天，明星连演个小三都不愿意，嫌配不上自己的三观了。

你说。

这是投了谁的所好？

在电视上访谈节目中，受众相对固定，大家像在客厅里谈话。

可以放松地开开玩笑，揭揭短，不时暴露心迹。

而当网络可以接通到每一块屏幕之后，任何的发言都被置于众目睽睽的公共场合。

大家不再是愿意沟通和倾听的观众。

更像是道德纠察志愿者，只要一句话锤死的三观。

只要非黑即白的性别矛盾。

只要马上热搜。

谁还有耐心，去好好听一场访谈呢？

于是乎。

我们迎来的是访谈节目的消退。

一同消退的，还有平等沟通的姿态，标签之下被遮蔽的纹路，和以旁观视角对公众人物内心的进攻和开采。

在这个自媒体让表达更便捷的时代里。

我们恰恰丧失了沟通的渴望。

你只看着。

不管是官方还是明星，都在自己的一亩三分地里自说自话，自卖自夸。

下面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控评，彩虹屁。

议题、漏洞、价值冲突，都被小心地收拢折叠。

偶尔抛出了真正的问题。

便像平地一声惊雷：

“哇！好敢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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