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第一次的离别》导演王丽娜｜愿每一次离别都有重逢的一刻

??编者按：在沉寂170多天后，影院终于迎来复工。由王丽娜执导的新疆儿童题材电影《第一次的离别》率先宣布定档20日，成为影院复工后第一部正式宣布明确档期的影片。电影宣传海报上的十个字“久别盼重逢 复业首日见”，代表了众多电影人的心声。该片以诗意现实主义风格展现了大银幕上罕见的新疆生活图景，在美丽瑰奇的自然风光与田园牧歌中，孩子们在离别中学会成长，也在离别中盼望重逢。“希望这部影片能给到大家一些温暖，愿每一次离别都有重逢的一刻。”近日，王丽娜在接受《环球时报》独家专访时如此表示。

环球时报：《第一次的离别》的主题是如何产生的？作为编剧，这部电影是否来自于您的亲身经历？

LINA：《第一次的离别》的主题是如何产生的？可能的答案是它从所有人的混沌之中诞生，它不是记录一个完成的思想，而是一个思想的形成，难的是要从现实提供的素材中寻找，想办法从中理出头绪来。它有一个概括性的母题，那就是关乎成长。

我从小在新疆长大，我出生在80年代末期，我的整个童年都在塔克拉玛干边缘的库木托卡依村庄度过，印象中雨后的海市蜃楼充满神秘感，我和童年玩伴躺在路边的红柳树下，等待着一辆马车的到来，路的两边开满了红柳花，再往远处是大片果园、棉田和戈壁荒原，空气中满是泥土和花果的芬芳，远远听到马蹄声，马车上的维吾尔族老人会喊一声：“调皮的孩子，让我的马儿载你们一程！”寂寞的老人会让我们数他的胡子到底有多少根，我们认真的数老人的胡子，老人会把筐中的葡萄犒赏给我们。时常也有一群壮年手掌猎鹰骑着马儿飞驰而过，将我们和尘土抛在身后，那刻我们也畅想着长大骑马飞驰。我们的童年都是从这片土地衍生出来的，它负载着旷野的无序感。我的中学时期，和剧中的艾萨一样，必须远离家里去住校，那也是我的第一次的离别，原来的生活悄然逝去。

再次返回，那里的一切迅速而切实的揪住了我心。我至今忘不了一幕，在我们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正好赶上维吾尔族的古尔邦节。有一天，艾萨和他的哥哥在一起烧火，做饭。哥哥一直在跟弟弟讲着他所理想的大学，说他一定要考上新疆大学，因为那里很大，是一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我记得那时候，阳光正好照亮了哥哥的脸，那一幕特别打动我，因为我也有相似的经历。但是在我们拍摄的过程中，很遗憾，哥哥没有考上大学，当时他特别地难受。这可能是这个少年第一次的痛彻心扉，他发现原来人很难掌控自己的人生，原来人生不能按照计划地递进和前行。但是痛苦之后，哥哥第二天照常赶着驴车，帮父亲干活。其实那一刻，他也让我知道了，要如何去控制生活中的悲伤。所以电影里有了弟弟送别哥哥的那一场戏，那是艾萨和哥哥第一次的离别，但某种意义上，也是哥哥和梦想的第一次离别。那场戏，我选了在芦苇荡中拍摄，我觉得我们的生活其实就像那个场景，任风肆意地吹，那是一种无解感，也是一种无力感，但在无解和无力中又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有着混沌，也有着勃勃生机。从艾萨的视角，有跟母亲的离别，也有跟童年玩伴的离别，凯丽有和故乡的离别……这些离别都交织在一起，这就是生活。

《第一次的离别》中我希望把自然给我最直接的感受和时光留下的印记尽可能真诚可信的呈现。我们都有着很相似的童年经历，都曾和自然亲密为伴然后不断的经历告别，最终成长。我也是后知后觉个体的经验的珍贵，个人体验本应该是创作的本能状态，对导演来说你看世界的态度就是你拍电影的方法，我开始学着用自己的方法看世界。拍《第一次的离别》其实不是在拍事，是拍氛围和情绪，我不关注剧情的跌宕起伏事件的冲突与始末。我总是对人的内心世界感兴趣——对我来说，展现反应由生活、文学、文化所滋养的心灵更为重要。

《环球时报》： 为何以孩子的视角来拍摄？

LINA：我们都是从孩子长大，自身经验里有过相似的童年的经历，有共鸣感。这三个孩子各有特色，是很多不同孩子的童年映照，更能广阔的延展孩子的世界。另一方面，选择孩子拍摄是孩子通常有自由的人生观，他们的视角是非常直观的，他们不描写世界，而是发现世界，他们很少去思考在世界面前自己的样子和声音，他们毫不注意惯例和传统，看待问题的方式总是给你意想不到的惊喜和浑然天成的率真。比如影片中凯丽比努尔的弟弟在我问到：“明天考试你紧张吗？”他回答说：“我才不在乎，考试就是靠运气”，后来这句话也被用到《第一次的离别》的台词里。我很惊讶于他的回答，我也时刻提醒自己面对孩子时，必须抱着比对大人更多的尊重去拍摄。

我找到小男孩艾萨，是通过学校看到他的基本情况，他是吃百家饭长大的，母亲从他小时候就有精神疾病，而且耳聋，她生了五个孩子，只活下来二个，我当时去学校看到他的一篇作文，写给自己的妈妈，他说“我的妈妈不会跟我说话，但我们可以用眼睛交流，我是妈妈从外星空带来的，妈妈的爱像泉水一样滋润着我。”后来，我去他家里找他，艾萨当时正在给一只没有母亲的羔羊喂奶，他跟小羊说，你跟我一样，妈妈给不了我们太多的爱，但是我们要爱妈妈。我被这些语言深深打动，他的眼睛很有故事，如果我不是深入地观察他，这可能就是一个悲情的故事路线了，但经过一年的观察，我发现小孩儿完全不是这样的。片中有一个地方，课堂上老师问艾萨长大后的梦想是什么，他说想当医生治好妈妈的病，解决家里的困难，老师问：“还有呢？”他回答：“还想给自己买一个玩具”。那句话就是他自己说的，让我很感动。他也在不断提醒我，不要走入一厢情愿的悲观主义。

孩子就是孩子，当我开始拍摄，孩子们从未看过电影，对摄像机一无所知也不害怕，因为他们根本不觉得这有多重要，孩子们非常自如和有表现力，他们真实的生活，比我能够强加于场景的虚构结构更能打动我。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孩子有更自由的人生观，他们就像诞生在天地间无拘无束的自由精灵，他们毫不注意惯例和传统，总会给人意想不到的惊喜。孩子提醒成人，当我们讲述孩子，我们不应该按照我们的想象去构建故事，而应该深深退回到儿童时代。

《环球时报》：在拍摄过程中遇到过哪些困难？

LINA：是拍摄必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困难，老人、孩子、动物是公认的拍摄中最不可控的，但影片恰好聚集了这三个元素，而且都是从未有过任何表演经验的素人。能让他们在镜头前自如，你必须花大量的时间和他们成为亲人，让他们相信你，愿意接纳你的一切安排，且愿敞开心扉。所以半年的田野调研和一年的纪录片拍摄尤为重要，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和这片土地上具体的人镶嵌在一起，了解他们的生活、性格、说话的语态方式、文化习俗等一切。

回到具体拍摄，对于成人和孩子必须区别对待。对于成人，你可以明确你的想法和台词，让他们用自己惯常的语态呈现你要表达的意思，且让他们反复的记忆和排练台词，进行多次拍摄，直到你觉得这场戏完全可以才停止拍摄。对于孩子，你必须按照他们的水平调整自己并用他们的语言说话，和他们建立亲密的联系，然后让他们做自己。我不崇尚让孩子表演，也从不要求他们表演，甚至他们都不知道我是导演。我会淡化所有和戏有关的元素，尽量让他们相信一切发生的真实性，提前设计和营造可信的环境和氛围及事件，让所有的成人演员配合，让摄影机“消失”。现实和虚构必须融合，让现实成为出发点，成人引导孩子说出必要的台词，让孩子深处环境自由发挥。我一直坚信情感应该引导孩子的动作，而不是相反，如果你要孩子悲伤哭泣，就要在他身上激情那种情感。

我在拍摄《第一次的离别》时，片中有一段凯丽比努尔迟到的戏。我提前安排好了一切的事情，让闹钟晚响，让妈妈晚些叫孩子们起床，起床后还让妈妈告诉她要教弟弟功课。然后提前告诉老师，凯丽比努尔会迟到，老师要教训她。只有妈妈和老师知道安排的事情，所有的孩子和同学都不知道。当凯丽比努尔真的迟到，站在教室门外焦急的等待开门，她那一刻所有的动作（咬嘴唇、踢脚）及情绪（眼睛飘泪花）都是那一刻的真实情感所引发的，等下课铃声一响老师打开门出来训她，激发了她所有的情绪，她的哭和悲伤都非常真实。一直到电影拍完她都不知道这是安排的戏。

《环球时报》： 少数民族题材电影在故事的讲述上如何能够获得更多人的共鸣？

LINA：具体到《第一次的离别》，我认为艾萨和凯丽比努尔是天生的演员，只是需要我们真实的重构并将他们的生活搬上银幕，而不是去以“他者”的角度去给予发现或者以猎奇的心理去创造特点。在这个意义上，在电影里，人类都是一家人。

《环球时报》：《第一次的离别》是否更像一部纪录片？

LINA：我认为理想的电影是纪实，不是拍摄手法的纪实，是如何真诚的重新建构和讲述生活的方式，让观众不再依赖情节的预设而是成为认知生活的参与者。也许正如戈达尔所说：伟大的故事片电影都接近于纪录片，正如伟大的纪实文学都接近于小说。

当然，生活永远是最好的剧本,生活中有许多无意识片段让我难以忘却,也带给我许多思考, 拍《第一次的离别》前，我曾花了一年的时间跟踪拍摄人物，给我最直观的感受是电影艺术可以借助散落在时光中的任何事实，可以运用生活中的一切，将现实提供的素材组织在时间之中，将现实的时间雕刻在影像中。我曾拍到一段艾萨父亲去学校找艾萨的素材，非常的动人，人物的行为逻辑、感受、爆发力都非常准确且恰到好处。这些经验都成为《第一次的离别》的故事情节和表演方式。现在回想，一年的纪录片拍摄对《第一次的离别》的诞生显的尤为重要，以拍纪录片的方式构建剧本的方式显的尤为奢侈但也弥足珍贵。电影中无法取代的珍贵之物不在日常生活之外，而是蕴藏在日常的细枝细末节里。观察生活中的细节，看似朴实平淡的剧情也能成为电影。

当我拍《第一次的离别》时，并未意识到它将会是一部什么样的电影，我只是依着自身成长经验寻找童年经历，恰这段童年的经历还在当下鲜活的涌动。从某种意义上它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视听语言的规范之作，但它源自于内心的真实表达。至少对从纪录片进入影像世界的我来说，作品绝不是产生于自我幻想之中，而是产生于“我”与“世界”相接的地方，它反映了我生活的世界和我的思考。在我看来这是电影该走的路，正如现实主义没什么特别重要的，它的价值来自于我们如何诠释及表现它。我希望从现实出发，看到日常生活中的诗意，能冲破直线逻辑思维的藩篱，再现生活的微妙与幽深，复杂与真谛。

《环球时报》： 这部影片为何会选择影院复工的第一天上映？

LINA：今年对世界上的每一个你我都是非常特殊的一年，感受了太多的离别和生命的无常，当然也是第一次与影院离别这么久，希望这部影片能给到大家一些温暖。愿每一次离别都有重逢的一刻。

《环球时报》：您曾经提到“导演是描述世界的一种方式”，您希望通过描述世界，传递和表达什么给观众？

LINA：我一直深信好的电影是仁慈的，正如摇篮的嘎吱声和朴素的催眠曲，还有蜜蜂和蜂房，要远远胜过刺刀和枪弹。荷尔德林说作诗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在这个条理不清的世界中,诗人到底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语言是诗人唯一的工具。对我来说拍电影也是“最清白无邪的事业”,永不停止对世界的好奇和思考,把拍电影当作毕生最清白无邪的事业,不委屈作品。也不必停止探索，而我们全部探索的结局，将会重新抵达那个我们最初出发的地方，然后第一次真正开始理解它。

《环球时报》：最近有在筹划什么新题材吗？未来会继续拍摄少数民族题材的影片吗？

LINA：我目前正在筹拍第二部电影《村庄 音乐》，影片通过塔克拉玛干腹地“科克却勒”的小村庄一个家族的生活变迁，以一个名为“艺术(Senet)”的男孩为视线，来构建一部关于村庄音乐的心灵史，亦是一首独属于塔克拉玛干腹地的影像诗——只要还有人心的跳动和不同文化的交流就会有不朽的人类之声。

会拍的，只要打动我的都会拍……

王丽娜导演在海南岛国际电影节

《环球时报》 2020年7月20日 英文版

????《环球时报》2020年7月20日第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