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潜伏》里，为什么天津站的高层里只有余则成会穿军装？

李三万

摘要：在谍战剧《潜伏》里，为什么军统天津站的高层里只有余则成偶尔会穿军装？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穿便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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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谍战剧《潜伏》里，为什么军统天津站的高层里只有余则成偶尔会穿军装？其他人基本上都是穿便装的？

首先要搞清楚，军统是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简称，所以是军事委员会下属的单位，也就是属于军队系列的情报机关，也就是说军统的正式人员，自然就是正儿八经的军人，军统局的局长就是中将衔，军统局本部的各处处长都是少将衔，外派各地的站长也是少将衔。像戴笠就是中将局长，不过这是职务军衔，他的铨叙军衔一直都只是少将，直到死了以后才追晋中将的。在《潜伏》剧中，天津站的站长吴敬中是少将，余则成最初是少校，后来晋升中校，这才有资格出任副站长。所以，军统人员都是正式的军人，都有军衔，所以穿军装，也是理所当然的。

那么，为什么在剧中，除了见过余则成穿军装，其他天津站的高层，基本上都没看到过穿军装？

接着介绍一下军统的来历，军统正式成立，还是在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8月国民政府准备在江阴沉船，组成封锁线，堵住日本在武汉等地的长江舰队，来个关门打狗。但这个绝密计划被汪精卫的秘书黄浚交给了日本人，日本长江舰队连夜出逃，躲过一劫。事后国民政府全力侦查，最后查出了罪魁祸首是被日本人收买的汉奸黄浚，并将其以汉奸罪处决。受这一泄密事件的刺激，国民政府决定扩编情报机关，加强情报搜集和安全保卫。就这样，军统于1938年4月正式成立。之前虽然已经有了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的名目，但这是整个国民政府的各个情报机关的上级统领单位，后来的军统、中统都是这个军统下辖的处级单位扩编而来。

而军统的前身最早可以追溯到黄埔军校时期的密查组。1932年4月，蒋介石第二次复出后，在南京黄埔路励志社成立了力行社，最初主要的发起人有贺衷寒、邓文仪、潘佑强、桂永清、郑介民、葛武启、梁干乔、滕杰、康泽、杜心如、胡宗南、刘健群等13人，这也就是“十三太保”的由来，社长由蒋介石亲自兼任。此后又以力行社为核心成立了复兴社，因此很多人以为复兴社就是力行社，其实复兴社不过是力行社最大的附属组织。力行社没有具体的组织机构，其成员也不过只有70多人，主要都是前几期黄埔毕业生，尤以第1期生居多，隐秘性很高。复兴社的成员则庞大得多，大多数是中下层知识分子、政府机关中下级职员，组织机构为干事会和监察会，下设军事处、宣传处、训练处和特务处。其中的特务处就是军统的前身，处长就是戴笠。

1932年9月，特务处开始使用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二处的公开名称开展活动。1934年特务处又兼并南昌行营调查科，戴笠兼任科长，特务处的实力逐渐扩充，军统初具规模。

1938年4月军事委员会调查局扩编，原第一处扩编为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即中统），第二处（就是复兴社特务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这才是后来众所周知的军统），第三处扩编为军事委员会特别检查处。复兴社同时解散，复兴社特务处等于是摇身一变成了军统，而且规模进一步扩大。

所以，从军统的发展脉络来看，黄埔系的背景十分浓厚，这也是后来蒋介石更青睐军统而不是中统的原因之一，除了军统在抗战中的成果更显著之外，黄埔系的背景更是被蒋介石认为是可以信赖的嫡系，相比之下，中统是国民党党务系统的背景，自然难以得到蒋校长的信任。

那么好了，军事委员会统计调查局从根子上就有黄埔系的背景，从事的是情报工作，可是人员都是正经的军队编制人员，都是有军职在身的人。但是除了在军统局本部机关工作的人员之外，很少会穿军装，这与他们的工作性质有关，情报工作的第一要素就是做什么事都最好不要引起注意，除非任务本身有特殊需求。所以，军统并没有一定要穿军装的规定。

在《潜伏》当中，整个军统天津站，确实只看到余则成偶尔会穿军装，另外就只有陆桥山离开天津站之后，以国防部特派员的身份回天津，也穿起了军装。不过，他这时已经随郑介民去了国防部二厅，严格来说并不是军统人员，而是国防部二厅的人员，自然是要穿军装的。

其实注意一下，余则成穿军装的时候，都是非常正式的场合，比方他刺杀李海峰而立功受奖时，一礼堂里的军统特工全都穿着军装，在正式场合，在编的军统人员当然都是要穿军装的。

还有，天津站的几个高层都没穿军装，主要也是因为他们不过是配角，正是因为是配角，没必要去表现他们的类似高光时刻，否则军统内部受奖、授衔仪式，应该都需要穿军装出席，毕竟是军队系统的部门，这样的正式场合肯定都是要穿军装的。另外军统也负责军队内部的安全保卫和军纪，那么这些在军队工作的军统人员平日里更是都要常年军服在身。

天津站作为军统的外派机关，余则成他们身处各大城市，针对社会工作为主的，就没必要一直穿军服，所以这东西就是看需要，并没有正规部队官兵那种必须穿着军装的严格规定。

因此，在《潜伏》剧中，除了余则成在受奖时穿军装，其他田间站的高层基本都是穿便装，还是很准确展现了当时的情况，说明《潜伏》的编导还是用心了的，应该点赞！要特别注意，“军统”的存在方式，绝不像各种谍战神剧描述那般舞舞扎扎，除了在重庆罗家湾的局本部以外，在各地的外勤站组都是秘密办公，办公地点不挂牌子，人员也都不穿军装。

而且必须要为剧组点赞的是，剧中出现的军装都是中山装式样，而不是很多影视剧里的那种美式小翻领西装样式，因为从抗战到解放战争，国民党军队的军装都是中山装样式，西装样式一直要到败退到台湾1950年代以后才开始采用的。

作为秘密情治单位，军统和后来的保密局在各大城市的甲种站站长，基本上都是少将军衔，同时兼任当地警备司令部二处（稽查处）处长，以便进行公开活动和在大的行动中调集军警宪特。所以《潜伏》里吴站长经常可以调用宪兵出任务，军统跟宪兵司令部、宪兵团是没有直接隶属关系的，但是老吴有着军中兼职，这才可以调用宪兵。

就内部而言，既然军统天津站是秘密单位，那么大小特务为避人耳目，能少穿军装就尽量少穿，因为它不是一个公开的军事单位。就外勤任务来说，军统大多执行的也是秘密行动，穿便衣当然更加方便，需要亮出身份时，出示证件即可。

另外，就是抗战胜利以后，正是军统最“夹着尾巴”的时期，在举国反特务统治的呼声中，在陈立夫、陈诚等政敌的推波助澜之下，以及老蒋对军统势力太过庞大的担忧，军统面临被大幅裁减和缩编的压力，在政治上完全是“过街老鼠”的状态。所以各外勤站点更得“夹着尾巴”做人做事，如果还要穿着军装招摇出入，那是生怕不被曝光的节奏。

戴笠视察平津，其实就是为了逃避正在重庆等着他的“八人小组”，这个小组的任务就是研究如何缩编军统。所以戴笠在北平天津磨洋工，借口处理马汉三案件迟迟不回重庆，但是最终还是经由天津经青岛去上海，结果飞机撞山失事。

所以，抗战胜利以后的军统，早已不是抗战时期那种飞扬跋扈的状态，从戴笠到下面的大小特务，都知道军统的地位正处在风雨飘摇，很少有人还会在这当口故意张杨。在《潜伏》剧中，陆桥山是中校情报处长、李涯和前任马奎都是中校行动队长，这都是要经常出外勤的，所以身着便装是合理的，而余则成一开始只是个少校机要室主任，说白了是坐机关的。因此余则成在天津站的办公楼里偶而穿着少校军装也是合理的，反正是在自家的机关内。但是如果注意观察的话，无论是余则成上班、下班或者被站长直接派遣出去公干，比如抓贪污犯的时候，他就和其他的外勤特务一样，也是身穿深藏青中山装，这是当年军统特务的标配。中统不是军事单位，自然更不用穿军装。

戴笠死后，军统受到了打压，所有的公开机构、也就是绝大多数能够穿军装的单位，全部被并入“国防部二厅”，失去了军事情报职能。内外勤人员也被从50000多人砍到只剩6000人。只有核心的秘密部分才留下来改称“保密局”，所以在《潜伏》的后半程，保密局天津站的特务，更不大会穿军装了。

天津站高层的办公室里，肯定是军装和便装都备着，所以唯一在细节上的BUG，就是戴笠来天津站视察时，从站长到处长、队长都应该是正装也就是军装觐见的，这时还穿便装明显就不对了。

军统后来因为在解放战争中，主要负责破坏地下活动，手上沾了不少地下工作人员的血债，所以在大陆的影视剧中大多以负面形象出现，但公正的历史评价，军统在抗日战争时期，在沦陷区的地下工作，也是非常惨厉壮烈的，应该说也曾经为国家、为民族立过功。军统在情报专业上，其实比不过中统，在沦陷区的抗日锄奸，都是靠血勇在拼，这个情况有点类似德国的党卫军。军统后来那么大的名声不是没原因的，特别是利用抗战期间和美国海军情报机关的合作，得到了大量资金、装备的援助，从而在抗战结束后成为庞然大物，校长再视戴笠如心腹，也都开始担心军统尾大不掉，戴笠之死至今都阴谋论不断，并在戴笠死后将军统拆分缩编。。这也是那个年代人治大于法治，所产生的副作用之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