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锦华：《流浪的迪潘》背后个人主义的绝境

在这个受全球疫情影响，戛纳缺席的夏天，UCCA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联合数梦云聚愿和B站，共同推出了“云上戛纳：梦境之旅”云观影系列活动。在近日举办的首场活动中放映了2015年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影片，雅克·欧迪亚导演的作品《流浪的迪潘》。本次活动由影评人陀螺主持，邀请北京电影学院张献民教授、北京大学戴锦华教授作为嘉宾进行映后交流。

欧迪亚的这部影片聚焦战争移民问题，讲述了斯里兰卡内战结束之时，年轻的女人雅丽妮、前猛虎组织战士迪潘和父母双亡的九岁小女孩伊莱娅，三个陌生人为申请庇护而冒充一家人，来到法国巴黎郊区开始新生活。迪潘经人介绍在街区做公寓管理员，雅丽妮在公寓里为一户人家做家政，小女孩伊莱娅在附近的学校上学。看似平静的生活实则危机四伏，他们所在的街区被黑帮控制，充斥着暴力、毒品、犯罪。这“一家人”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帮派斗争，令人不安的枪声又出现在他们的生活之中，这个临时组成的“家庭”也在彼此间的争执和冲突中相依为命。

《流浪的迪潘》海报

备受争议的金棕榈

作为法国本土最受欢迎的导演之一，欧迪亚一直是戛纳金棕榈的热门人选，他此前导演的《预言者》、《锈与骨》都呼声很高，但反而是这部在欧迪亚作品中反响平平的《流浪的迪潘》，爆冷夺得金棕榈。同届竞争中，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落败，更是让中国影迷们感到遗憾不平，有些影迷甚至觉得它是十年来最差的金棕榈。

戴锦华对这部电影的认知也经历了一个由失望到理解的过程，刚看的时候她觉得电影的语言和价值观都很老旧，“强烈地感觉这是一个法国人用善意的、想象的目光去看待和展现移民社群”， 但是 “就在2015年11月份巴黎暴恐发生的时候，我真的是瞬间想起这部电影，然后开始修复我对戛纳电影节评委会的敬意”。

雅克·欧迪亚获第68届金棕榈

《流浪的迪潘》是一部比较类型化的剧作，同时，对于欧洲移民问题的关注为这部类型片注入了人文关怀的视角。张献民觉得《流浪的迪潘》拍得还“挺合适的”，“剧本的模式还是比较美国的、通俗的模式，有两个动作段落，开头一个小的，后面一个大的”，不过各方面都挺合适的，也就意味着各方面都无法深究，比较中规中矩。

张献民认为这部电影相对特殊的地方是一种对第三世界的态度，这种态度被导演藏到一个法国本土的暴力街区里面，把移民和黑帮统合起来。而作为观众，我们既外在于影片中斯里兰卡的难民，也外在于这个暴力街区。《流浪的迪潘》是一部社会现实主义作品，但张献民却认为这样现实主义的内容其实存在着进入的难度，“因为我们要假设自己是了解、知道，并且能够进入那个现实的。这个我是有一个问号的，因为进入幻想是一回事，但要进入现实的话，我个人还是对我可能有的知识分子虚伪有一点警惕吧。”张献民说。

暴力与温情的平衡

“暴力”与“爱”是欧迪亚电影中永恒的主题，从《预言者》中的黑帮少年，到《锈与骨》中的搏击手，再到《流浪的迪潘》中退役的猛虎组织战士，欧迪亚的影片中不乏暴力元素，但他在展现暴力时又常常带有温情。

《流浪的迪潘》中，冲突和暴力的高潮应属影片最后一段的枪战戏。雅丽妮陷入黑帮斗争的危险之中，迪潘只身一人闯入斗争的中心，在爆炸声、枪声和烟雾中救出了雅丽妮。

然而欧迪亚在处理这一段时，并没有拍成好莱坞式的、小人物迸发神勇的英雄时刻，而是选取了低角度、慢镜头，让迪潘脚步沉重地一步步走上楼梯。摄影机机位也没有展示他动作的美，观众看不到迪潘的脸，也看不到对手和杀戮的时刻。

戴锦华认为，这个段落体现了欧迪亚的节制，是在用艺术电影的手法来拍类型片，“他故意抑制了观众本来期待的酣畅淋漓的枪战戏观影体验，因为他的主题其实并不认同这个杀戮时刻。当届评审团主席科恩兄弟也称赞《流浪的迪潘》触及社会面广泛，同时在电影手法上又非常细腻诗意，这让各位评委在金棕榈的归属问题上很快达成了一致。

影片的最后以迪潘一家人离开法国到英国定居的幸福生活结束，这个大团圆的结局令很多影迷觉得不切实际，并推测这只是迪潘的梦境而已。戴锦华倒觉得这个结局是欧迪亚微妙的反讽，他用了肥皂剧式的布光、肥皂剧式的造型和简·奥斯汀式的后花园，并且让一群有色人种欢聚一堂，看似在社会批判性的主题中呈现了一个温馨的结尾，但却是一种视听语言上的反讽。

迪潘不合身的西装、布满散射光的场景、与整个影片相异的明亮温暖的色调、摆放在后花园里的沙发，都呈现出一种不协调，这让戴锦华觉得，“这样的空间应该是属于简·奥斯汀的世界，19世纪贵族有钱有闲人们的世界，而不是一群移民的聚会”，这个结尾太不真切，和前面的故事是漂移开的。

《流浪的迪潘》结尾剧照

欧迪亚的影片一直很擅于处理暴力和温情的平衡，在《流浪的迪潘》中也有很多暴力与温情的元素，在这部影片中，戴锦华更倾向于将其理解为社会主题的现实主义情节剧的细节。比如小女孩在新学校经受的排斥和校园暴力、她用学校里别人诅咒她的歌谣来诅咒雅丽妮、发生枪战时雅丽妮对小女孩的保护，以及迪潘和雅丽妮因为身体、心灵和文化的孤独而走到一起等等。

戴锦华认为，“这部电影用了大量日常生活中的细节，而不是高度情节化、戏剧化的呈现方式去表达，所以其实他在这里面没有真正的暴力和温情的交融”。

个人主义的绝境

《流浪的迪潘》中的“家庭”，并没有亲缘关系，三个人只是为了应付移民局的审查而临时组成了一个名义上的家庭。戴锦华说她当时看的时候还开玩笑，“这不是《红灯记》吗，都是没有血缘关系的人为了某种目标组成一个异姓家庭。”

这样的设定并不少见，之后的金棕榈影片《我是布莱克》、《小偷家族》，也是这样没有血缘关系的家庭，在绝境中的相互救助。

戴锦华感觉到，在进入数码时代后，人们越来越“原子化”，从而面临着一种“个人主义的绝境”，“我们每个人都是如此遗世独立的个人，我们完全没法建立社会连接和亲密关系。但是从另外一方面来说，整个社会的组织、保护和社会救赎的力量越来越弱，一旦你落入困境，从边缘滑出去，你就很难活，最后是为了生存相互扶助”。

所以戴锦华认为，这样的一类电影，一方面是家庭主题的凸显，另外一方面其实也是家庭主题的反题。《流浪的迪潘》呈现的就是在求生的路上，只能拉住你能拉住的人，或者说为了求生，大家必须共同结成一个小单位的时候，可能产生的亲情。当人已经到了底线，掉出边缘的时候，这样的一种羁绊可能是唯一能拉住你不淹死的力量。

《流浪的迪潘》剧照

中国影人的文化自觉

有些评论认为《流浪的迪潘》夺得金棕榈的原因之一是影片的政治色彩。移民问题、文化融合以及底层的挣扎，都戳到了社会的痛点，对现实的关注也成为影片话题深度的来源。

有些影迷觉得电影节是电影艺术性的展现，艺术是没有政治的，而《流浪的迪潘》在选片和评奖上迎合了政治性的偏好。

对此，张献民认为，电影节的选片人和终评委都首先应该是对自己负责的，而他们身上必然附着了各种各样的东西，其中也包括政治性，“不能说要求别人把这个东西摘除，他肯定是带着他身上的东西到现场来看影片的，他的性别、肤色、观点、对艺术的看法、对历史、资本的看法等等这些都是要带进来的。” 选片人是以完整的人格来介入工作的，而这个完整人格的一个侧面肯定是政治性。

华语电影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走向国际，涌现了许多优秀的获奖电影，而近些年的世界影坛，华语电影的身影越来越少，在三大欧洲国际电影节中也收获甚微。

在对谈中主持人陀螺也提到，或许有些题材和元素能够迎合电影节的选片，更容易被看到，中国电影人是否应该迎合这些呢？戴锦华回答说，中国电影人迎合国际电影节品味的年代已经过去了，现在最大胆、最狂野的梦想其实是中国电影能在好莱坞电影系统和欧洲艺术电影系统之外，形成自己的一些美学标准。

当然现实仍然面临着许多问题，戴锦华也提到，“现在一个是新冠疫情影响，一个是我看到我们一直谈中国文化自觉谈了这么久，但是好像也只是在谈自觉，到底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获得这种自觉，并且能在电影中表现出来，好像路还挺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