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北屋脊秦岭 华夏文明龙脉的前世今生(3)

　　马尾上的中国

　　1901年10月，美国《基督教先遣报》的记者弗郎西斯·亨利·尼科尔斯(Francis Henry Nichols)奉命来到陕西，调查当时关中干旱、饥荒的情形。调查结束后，正值隆冬大雪天气，往东走多有不便，他便在西安官员、土著的帮助下翻越秦岭，取道安康，顺长江而下前往上海。

　　对尼科尔斯来说，翻越秦岭是一次难忘的经历。“向秦岭进发的行程并不艰难。平原就像桌面一样平整，连绵不断、单调乏味地向山延伸。地面没有任何起伏的迹象，被车辙压损的道路变得越来越窄，成为一条宽度仅容一匹马或骡子通行的小路，然后突然向上急拐。从平地到上坡的过渡如此突然，以至于当马开始向上爬行的时候，人们对在马鞍上的突然后仰几乎毫无防备。过了大约十五分钟，我们的马匹开始口吐白沫，痛苦地喘息着。当我们到达一处长约四分之一英里特别陡峭的山坡时，卫队长翻身下来，用鞭子猛抽他的马，牢牢地揪住他的尾巴。其他人照着卫队长的样子做，我们列成单队爬上了山坡。这一策略在我们穿越山区期间，一天要重复很多次。”

　　尼科尔斯把这一过程叫做“从马尾上看到的中国”。登上秦岭后，他看到了完全不同的关中平原。“它就像一幅巨大的地图一样横陈在我们眼底，白色的道路痕迹点缀着用土建盖的村落。古老的渭河穿越西安平原，向北蜿蜒而去，在潼关汇入黄河。在远远的西北方向，西安的灰色城墙和城区在陕西天空的澄净蓝色的背景下，勾勒出高低不平的轮廓……”

　　比视觉冲击力更大的是东西方文明的碰撞。缠裹的残废小脚，随处可见的小庙，在建设方面欠缺规划的城市，像印第安人那样皮肤发红的关中人，各种与“官话”截然不同的方言，纺线织布的农村妇女，爱讲狼故事的客栈老板，记载唐高宗成为早期基督徒的石碑，都给这位生长在纽约布鲁克林区的美国记者留下了极深刻的印象。一路陪同他的王姓翻译有着中国旧式的礼仪，一到住地便帮忙照料尼科尔斯的生活，尼科尔斯让他先打个盹儿，他说：“在看到您休息以前，我先睡觉不合礼数，先生。”说这话时，他脸上是“中国人迷离、凄苦的笑容”。

　　结束这趟特殊的行程之后，尼科尔斯坦承“第一次穿越这片灰色土地，接触到这个古老民族的时候，我有着外国人拥有的所有偏见……但在我与他们朝夕相处时，他们即开始激发了我的兴趣。”这便是旅行的乐趣与裨益，打破成见，修正自己的世界观。

　　无独有偶，说到缅甸的萨尔温江，英国作家毛姆说：“我很是无知，到了缅甸才听说它而即使那时，它于我也只是一个名字……只因为我沿江而行，它于我才有意义，才有意味深长的神秘。它是测量距离的一种方法，我们距萨尔温江还有七天，还有六天；它似乎非常遥远。”追随毛姆的思绪是一个很奇妙的过程，在他笔下，景点本身并不清晰，也不重要，重要的是自己的心路历程，许多已知的东西得到印证，更多的偏见得到纠正。

　　这种感觉同样始终伴随着我的秦岭之行。在穿越秦岭的时候，我觉得所钟爱的秦汉、三国历史瞬时立体起来，这种感觉是我看多少遍历史地图都无法建立起来的，也再次验证了古人所说的日常道理：“纸上得来终觉浅，缘知此事要躬行。”人与鸟兽同处蓝天下，青山绿水的互相照映，都在逐渐勾起我的童年回忆，激起我的浓厚兴趣与留恋之情。若非亲临秦岭，它在我脑海中可能到现在还只是一座只与“南北分界线”、四大国宝有关的抽象山脉。

　　对于周遭的环境，我们所要做的或许只是打破盲人摸象那种建立在部分真相上的信心与自大，让持续的行走施予我们谦卑，并填补大量阅读与谈话仍无法弥补的认知空白、认识偏差。若能如此，不管是走入秦岭，还是走访其他地方，相信我们总会看到另一个中国、另一个世界。

　　大秦岭的N个瞬间

　　描述大秦岭是一件非常有挑战的事情，好在老子早有“天下大事，必作于细”的至理名言，让我们可以心安理得地分享一些穿越秦岭时的细节故事。在这些闪回的片断中，有秦岭人拘谨而不失热情的笑容，有对外充满渴望又安于现状的提问，有一板一眼、乐在其中的动作与唱腔，还有热情地把我们带入教堂，却又躲在长椅后面，怯生生地看着我们的小眼睛……这些瞬间组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让人回味无穷的秦岭。

盆碗不分

　　“盆碗分不开”，是陕西十大怪之一。陕西人吃饭喜欢用“老碗”，一种耀州产的直径近一尺的白瓷青花大碗。过去在农村，人们经常端着脸盆一般的碗蹲在一起吃饭，俗称“老碗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