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领导人们度假圣地--“夏都”北戴河(5)

    林彪：北戴河96号楼的最后时刻

　　1971年夏秋之交的北戴河，十分安静。多数地段都是人去楼空。在原来的中央常委中，毛主席由于年纪已大，身体日衰，更愿意去南方而不是北戴河休养。周恩来总理自“文化大革命”后一人撑起主管国家经济运转的重任，日夜奔忙没有闲暇，根本没有时间去北戴河休养。而邓小平、刘少奇都被错误的打倒，陈云也“靠边站”，朱德总司令则被当成“老右”的代表，夏天偶尔还会来北戴河住上一段时间。此时的中央领导人中在北戴河居住时间最多的是林彪。

　　当时林彪住在距北戴河西海滩两公里处的联峰山松树丛中，那是一幢两层的小楼，为中直疗养院96号楼(现在编为62号).

　　进入1971年9月的北戴河，海水已经变得很凉，原本就寥寥无几的疗养者，此时更是纷纷离开。只有在96号楼( 现在称62号楼)居住的林彪仍冷冷清清地纹丝不动，旁边有一批中央警卫团的部队在守卫。

　　此刻没有人知道，这实际已是林彪、叶群生命中的最后时光，大概也是他们一生中最紧张的一个时节。

　　在“九一三”事件前的7天里，林彪、叶群与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进行频繁的秘密联系。根据军委电话总机话务员的通话记录单记载，7天中，他们之间通过军委电话总机接转的电话有51次，还不包括自动电话。其中，叶群在北戴河用保密机与黄、吴、邱通话31次，通话时间合计948分钟，即将近16小时，相当于两个工作日。

　　再细看一下，其中通话时间超过50分钟的有8次，最长的一次135分钟。他们在讲什么呢？据后来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法庭证实，叶群主要向林彪信任的“四员大将”了解毛泽东南巡时的讲话，以及北京的政治动向。至于林立果一伙“小舰队”想采取暗害手段对付毛泽东，现在还找不到证据说明黄、吴、李、邱4人预先知道，因此“两案”的判罪书中也未列入此4人。不过林彪、叶群显然也明白，如果大事成功，这几个老部属和有特殊关系者自然会跟着他走。

　　从外部传来的消息中，林彪、叶群知道了毛泽东在南巡时“打招呼”，实际上是要高级干部同林彪划清界限。这预示着，不但顺理成章接领袖的班已不可能，现有地位也难保了！

　　9月7日上午9时50分左右，叶群叫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俄华字典、英华字典、俄语和英语会话让飞机带来。到了这天晚间，9月7日晚约21点30分，总参二部的一位参谋照例给叶群“讲课”，原定是讲马其顿王亚力山大或美国电影《巴顿将军》，可是叶群却突然拿着《世界地图集》，问蒙古有哪些大城市，哪些地方有苏联军队，中苏、中蒙边境地区有多少苏联军队。

　　叶群这里把主要注意力转向飞行，在北京的空军办公室副主任、那个林立果最铁杆的伙伴周宇驰也同样专心于此。他在北京找原空军司令部原航行局局长尚登峨，要他搞一本苏联航班地图。

　　9月9日上午11点30分左右，叶群又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有关中美关系的文件送来。

　　9月9日上午，那个几天来最积极活动的周宇驰又布置许秀绪搞一份东北、华北、西北地区的雷达兵部署图。这天晚21时，周宇驰又布置当时已成为他“小舰队”成员的空军司令部情报技侦处副处长王永奎搞一份作导航用的周围国家广播电台频率表。这些东西，自然马上能搞到。

　　9月10日上午，周宇驰要空军作战部部长鲁珉把“福建、江西、广东、广西的一、二、三级机场的位置、长度、宽度拿个单子”给他。一会儿要北，一会儿又要南，可能还在多方考虑逃跑方向。

　　9月11日上午11时左右，叶群要秘书通知留在北京的秘书，把全军副军以上干部名册、部队部署情况登记表以及全军干部工作座谈会的全套文件送来。

　　据揭发材料称，9月11日当天，在空军办公大楼西侧三楼南侧最西头的办公室里，“小舰队”的王飞、于新野按照周宇驰的布置，研究确定“机关”南逃广州的人员名单和行动计划。

　　据说，他们先研究了总的名单，然后研究了分别随同黄、吴、李、邱上飞机的分组名单，研究了通知南逃人员的方法，去机场车辆的安排，集中地点，还确定了分别对黄、吴、李、邱的秘书和司机“做工作”的人。在这中间，王飞叫郑兴和以“首长打靶”为名，到警卫营取手枪30支，子弹2000多发，冲锋枪2支，子弹200发，装到车上。

　　王飞还提出，会议结束后，他要带几个人去西郊机场，实地察看一下人员集中的地点和上飞机的位置。并计划在第二天凌晨人员集中后，由他进行简单“动员”后向大家发枪。

　　据揭发材料称，北京的“小舰队”当时准备南逃广州，然而这边的林彪、叶群却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1971年9月12日，天色渐黑时分，林彪、叶群正在密室中忙着商议出路，可是从表面看96号楼却是十分平静。在这里服务的工作人员，只感到林彪夫妇情绪有点不对，却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当天，林彪、叶群在接到林立果马上要飞来北戴河的电话后，耍了一个花招，宣布当天晚上他们的女儿林立衡要与其恋爱对象张清林举行订婚仪式。叶群指示秘书和工作人员说，不请人吃饭，但要准备好烟、酒、糖果、茶等，另外再准备两部电影招待大家。他们这样做，看来是要转移工作人员的注意力，掩盖他们的阴谋活动。

　　无心看电影的林立衡走出门去却听到林彪、叶群、林立果3个人在一起谈话，隐隐约约地听他们说，要去什么地方。林立衡听到这些话，心里很紧张。她马上去向当时在北戴河保卫林彪的8341部队的副团长张宏和二大队的队长姜作寿报告。姜作寿听到林立衡的报告后，二大队长姜作寿立即打电话将情况报告给在北京的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张耀祠。张耀祠立即赶到汪东兴的办公室，据汪东兴回忆录上记载，他当时马上打电话找周恩来。当时周恩来正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开会，主持讨论将在四届全国人大会上作的《政府工作报告》的草稿。听到林立衡报告的情况后，周恩来马上问汪东兴：“报告可靠吗？”汪东兴回答说：“可靠。”周恩来马上嘱咐说：“你马上打电话通知张宏，如果有新的情况，立即报告。”汪东兴和张耀祠随后时时守在办公室的电话机旁，过一会儿张宏又来电话报告说：林立衡还报告，她听接林立果的汽车司机讲，林立果是乘专机从北京来的，这架专机现在就停在山海关机场。由于林立衡的报告，周恩来得知了林立果是乘专机去北戴河，山海关停有专机的重要情况，马上紧张起来。他安排其他人继续开会，自己来到人民大会堂东大厅的一间小房子里处理北戴河方面的问题。

　　周恩来又打电话给汪东兴，要求立即转告北戴河的张宏。让他查一查，山海关是不是有一架专机，如果有什么新情况，马上向他报告。张宏很快答复说，他已问过山海关机场。确实有一架专机，专机的机组人员正在休息，这个机场归海军管理。

　　放下这个电话，周恩来又拿起通往海军的电话。因为山海关机场是海军航空兵的一个机场，所以周恩来让海军政委、实际上主持海军工作的李作鹏也查一查256号飞机是否在山海关。隔了一会儿，李作鹏、吴法宪相继向周恩来总理回电话报告情况。李作鹏说：“下午到山海关的那架飞机，现在还在那里。”吴法宪说：“我向胡萍查了一下，确实有一架飞机到山海关。胡萍说是改装好了试飞。我让飞回来，胡萍说飞机出了故障，飞不回来了。”

　　周恩来马上对吴法宪说：“那架飞机修好了，马上飞回来，但飞机上不准带任何人。”接着，他还指示吴法宪立即到北京西郊机场去查明情况，又派中央警卫局负责人杨德中去西郊机场寸步不离地“协助”吴法宪。与此同时，周恩来还派李德生到空军负责指挥，派纪登奎到北京军区加强指挥，因为吴法宪与林彪有特殊关系，自然令人信不过。周恩来放下电话，觉得还不放心，又打电话告诉李作鹏，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了一个命令：“山海关机场的那架飞机要有周总理、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

　　李作鹏接到周恩来让他向山海关机场传达命令的电话后，立刻敏感地想到林彪那里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与这位“副统帅”多年的特殊关系使其难以自拔。李作鹏又联系到9月6日通过黄永胜透露给林彪的关于毛泽东巡视南方的谈话，他对周恩来追查256号飞机感到很不寻常，而且感到害怕。李作鹏出于同林彪的特殊关系，此时站到自己效忠的“首长”一边，为此玩了一个花招。他拿起电话，要通山海关机场调度室，说道：“那架飞机的行动要听北京周总理、总长、吴副司令和我的指示，以上4人，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其他人指示都不能放飞。”周恩来的命令经李作鹏这么一改，“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变成了“其中一人指示放飞才能放飞”。后来，这成为林彪能够逃走的重要原因，也是李作鹏的一项重要罪状。